第十三章

本章故事梗概：农运的纷乱当中，白嘉轩保持着他惯有的宁静。白灵拒绝家里为她安排的未来而逃脱出去。黑娃在鹿兆鹏的组织领导下在村里建立农协，开展农运，将斗争矛头对准乡村统治势力和传统宗法秩序。

●农民运动兴起，乡村各种势力反响不一，其出发点皆来自于各自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现实利益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其中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鹿兆鹏、白灵同他们的父辈态度就完全不同，他们如果接受父辈为他们安排的命运，那就不可能对革命如此充满着热情和向往，他们也将在乡村重演一遍他们父辈的生活。当我们读到白嘉轩问革命兴头上的白灵“你现在甭念书咧，回家来行不行”和“王村你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日子”，而白灵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回答时，仿佛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空的人在对话，充满了滑稽。但滑稽归滑稽，这是分属不同时代的人在同一时空下的错位并存所导致的，二者对各自立场的坚定却不容置疑。白嘉轩不惜要一头砸死白灵，而白灵毫不示弱地回应“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完全是一副“革命从自个家庭开始”的气派。白灵从家里逃脱以后，从此到死也没再回过家，白嘉轩的态度则是权当她死了。看得出来，其实白灵的性格里继承了太多白嘉轩的血脉基因，同样的倔强和豪横，只是由于不同的人生信念，所以二人冲突最烈。白嘉轩的倔体现在他的处乱不惊，坚守他庄稼人的生活；白灵的倔则刚好是要倒过来，追求与几千年来固定不变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新的方式，可谓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与白灵相比，鹿兆鹏由于缺少了这种继承因素的描写（作者也不可能去写他在基因上所受鹿子霖的遗传），加上作者本不擅长对远离乡村生活的职业革命者的把握，这使得他的性格不免朦胧、飘忽和缺少深度。作者后来说：“我所写的几位革命者，竟然没有一丁点缺点，除开我对他们的钦敬之外，主导因素还是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的支配。不写他们的缺点，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我的革命者的生活化意念，就是要把我从白鹿原上真实的革命者身上所感知到的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再通过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形象，传递到读者阅读的直接感觉里。”[1]这话用来指白灵，读者或许会同意，但要指鹿兆鹏似乎就有些勉强了。因为“不写缺点”，不等于没有性格，或者用作者的话是“文化心理结构”。作者没写白灵的什么缺点，但她的性格十分鲜明，而鹿兆鹏不仅没有缺点，连性格也比较模糊，这是二者在形象上的生动和鲜明方面的区别。

●白灵回家引起的波动这一段描写，小说中用“白嘉轩刚刚平息了四合院里发生的一场小小的内乱”开头。其实说“平息”并不确切，从上面我们说的白灵根本不接受父亲的安排以及从家里逃走来看，这场“内乱”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白嘉轩预想的目的，甚至倒不如说是以他的失败结束，所以这里应当说是“白嘉轩刚刚经历了一场四合院里发生的小小的内乱”，而且这还是白嘉轩在他的权威范围内少有的没有以取胜告终的。

●如果说白灵与鹿兆鹏投身革命与他们在城里上学受到的革命思想影响有关，那黑娃则出于对以封建祠堂为象征的宗法文化的本能仇恨与敌意，这里面当然还有鹿兆鹏的鼓动因素，在鹿兆鹏的“乡土革命”的总目标中，传统的宗族家族秩序和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对象，他对黑娃引回田小娥的举动的赞赏就已经引起黑娃的极大好感，这极易煽动起黑娃的反抗心理。但黑娃除了心里的仇恨与敌意，脑子里并无明确的思想支撑，“农讲所”的短暂培训显然不足以树立完整的思想信念。他执意要孤身前往白家取祠堂的钥匙，第二天又等不及地用铁锤砸坏门锁，其实更多是出于情绪的发泄。虽然他不乏敢作敢为的精神，但内心始终有一种盲目的冲动，在世事如麻的乱局中左冲右突，难得安身，直到归依朱先生门下才稍显安静，但最后竟被冤杀，其结局让人唏嘘。从小说中黑娃开始登场到他归依朱先生门下愿“学为好人”，黑娃的故事已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其中的坎坷起伏已足以给读者充分的启示。最后的戏剧性变化对黑娃的形象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与此前他与白孝文的恩恩怨怨也肯定有着关系，但同时应当看到，一是更主要地表现了白孝文为人的无耻和卑劣，二是体现了作者对革命历程复杂性的认识。白灵之冤死体现了作者对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的反思，而黑娃之冤死则将这种反思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上更加拓展了，这些在后面要详细论及。

●黑娃组织的农协首先把斗争和惩治的目标指向乡间民愤很大的糟蹋妇女的老和尚和庞碗客，这对一向怀有道德义愤的乡民具有难以替代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起到了煽动乡民参与斗争的热情和欲望的作用。但农民运动毕竟是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目标和运作的随意性使其很难把握政策的界限和分寸，这也是让领导者鹿兆鹏感到头疼的事情。但农民的斗争热情一旦被激起，田福贤等真正的目标被押上审判台又显得水到渠成，看来群众政治运动的实际运作进程往往并不会与起先的理论预设完全同步，其中存在着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面也难免存在参与者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其最终结局复杂难料。

●黑娃闹的农协革命必然招致乡村统治势力的反对，田福贤等人先是暗中阻挠，却也只能在形势逆转之后明目张胆地疯狂反扑。这期间只有鹿三旗帜鲜明地要与黑娃作对。虽然他并不是黑娃革命的对象，但在他眼里，黑娃的行为完全挑战了他的价值观，他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将儿子视为忤逆。这里政治斗争和文化观念的斗争纠结在一起，卷入其中的人其实各自有着不同的角度。当然对于白嘉轩、鹿子霖来说，黑娃与他们的矛盾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文化观念上的。也许以往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对立，而忽略了像鹿三这样的政治上虽然属于下层但在思想上仍然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他们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这样的革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社会的乡村革命除了政治上的意义和使命以外，还有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使命，所谓反封建的任务很大一部分其实也应当立足于此。鹿兆鹏针对黑娃在村里动员不起来群众，之所以说出“咱们白鹿村是原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知县亲自给挂过‘仁义白鹿村’的金匾”，道理就在这里。在鹿兆鹏眼里，所谓的“仁义”，其实就等于封建，而且还封建得很顽固；不过在白嘉轩和鹿三眼里，这“仁义”正是他们的存身之本。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鹿兆鹏、白嘉轩、鹿三之后直到今天各种不同的对待传统文化的人的眼里，这种“仁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白嘉轩、鹿三的想法值得肯定，还是鹿兆鹏的想法更能成立，抑或还有更常见的类似更全面的见解？《白鹿原》事实上也正是要触及这个问题，读者读过之后也必然要去面对。

●虽然黑娃等人在村里斗争财主和有权势的人时必然也波及了白嘉轩——这一点后文中白嘉轩说“我就权当是被狗咬了”的话可以证明——但小说并未正面出现这种斗争的场面，而对斗争田福贤和鹿子霖的描写则较为具体和详细，这里就值得我们揣摩作者的考虑。一是就白嘉轩的倔强性格来说，他在面对这种“羞辱”时该做何反应，作者很难把握；二是不出现这种具体实际的场面，而只让白嘉轩在事后提及，也为他的不计较并且还把田福贤和鹿子霖等人的报复行为轻松调侃成“翻鏊子”留下心理和态度上的余地；三是也体现了作者对白嘉轩形象的某种心理倾向，即也许他不忍去展示白嘉轩作为当事人的“洋相和丑态”，遂由虚代实，通过事后的叙述代替了具体的描写。而对田福贤和鹿子霖，作者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鹿子霖，是由他的儿子推到台上去的。形成比较的是，后来田福贤等对农会骨干们秋后算账，作者却具体地写了白嘉轩跪下来为他们求情的场面。虽然白嘉轩的举动根本就无法进入当时的政治情节，但这种宗法文化意义上的担当是能为他的形象的完整性提供帮助的，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人人自危的时候，白嘉轩如此举动，足见他的文化自信和心理能量，同时也说明了他依然把当时的动荡纳入其传统宗法秩序范畴的惯性思维，这其实也是对上述对立双方觉得自己行为正义和神圣的一种消解。小说虽然没写黑娃等人直接冲击白嘉轩的场面，但对在此之前白嘉轩的表现写得很充分、很细致，着重突出的就是他难得的镇定。从一开始踩踏轧花机的那份踏实到后来大年初一面对黑娃要他交出祠堂钥匙的镇定，再到劝解鹿三，整个是平静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就连鹿三都急得对他说出“鹿子霖不出头你也不露面，人家砸祠堂烧祖宗神轴儿，你们装瞎子”。其实这里的白嘉轩没有动静正是最大的动静，他正是用这种视而不见、不当回事的态度表明他的不屑和轻蔑。在他眼里，这种不屑和轻蔑是他最有力的反击武器，这需要更大的心理自信和心理能量，它显然不是鹿三能做得出来的，甚至都很难被鹿三所理解，这是塑造白嘉轩性格和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其艺术效果就在于读过之后不能不感叹：这就是白嘉轩！虽然作者也有同情鹿兆鹏、黑娃革命的一面，但对白嘉轩的为人又难掩其钦许的表现，实际上具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正如雷达所分析的：“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颂；既在鞭挞，又在哀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2]把传统宗法文化和传统文化人格做相对区分，从而从后者方面提炼出可以抽象继承的元素，这是我们面对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的思路。虽然传统文化人格在整体上也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这个大的范畴，但通过“剥离”，是可以抽象出值得继承的东西的。雷达的这个观点敢于面对作品思想内容上的错位和矛盾，不仅对作品的价值和成就无损，而且真正触及了作品的独到和深刻之处，触及了人物内在的复杂性格，符合作品以及作家的思想实际。

●基层官员普遍的贪腐是统治政权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革命的社会基础。田福贤、鹿子霖一旦有经手权力的机会，便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贪腐的境地，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依靠贪赃来维持生活，更多时候和更大程度上是把这种贪腐的机会和权力视为一种优越、一种享受、一种本身就充满诱惑的追求，它提供给贪腐者的满足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一个没有合法性来源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定会产生这种腐败，而对这种腐败的向往和追逐又成为谋取更大权力的动力。鹿兆鹏、黑娃组织的农协运动终于把斗争的火焰烧向了田福贤、鹿子霖，这比之前的斗争骚和尚和庞碗客更引发村民的关注和热情，体现了农民革命的真正深入和推进。但这些基层权势者的国民党员身份，又使这种斗争受制于国共合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懂得掌握政策的鹿兆鹏和仅凭热情的黑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最终成熟的鹿兆鹏还是掌控了局面，而且体现得有进有退，既成功地斗争揭发了田福贤的贪赃，又没有意气用事地用铡刀一铡了事。这当中，他既要教育说服黑娃等人“革命不是一把铡刀”，又要面对岳维山对田福贤的袒护为农协据理力争。整个过程中的鹿兆鹏被描写得既稳重又成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基本都是“完成式”的外在表现，我们对其成长经历以及相应的心理过程却所知甚少，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可以表示钦佩，但又总有些隔膜。作者写他到城里读书，几乎是“跳跃着”就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既难以按陈忠实所服膺的新理论来说具有深刻的“文化心理结构”，也缺乏类似《青春之歌》里林道静那样的成长过程（林道静是先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再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到奋不顾身地投身于革命实践），而作者对鹿兆鹏几个方面都没有详细交代。

注释：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