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本章故事梗概：黑娃逃出田福贤的报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凭着出色的军事素质得到习旅长的信任。田小娥因恐惧而陷入慌乱，进了鹿子霖编织的圈套从而委身于他。狗蛋因觊觎田小娥察觉了二人之间的秘密。白嘉轩动用族规惩罚田小娥与狗蛋，鹿子霖设计报复白嘉轩。
●黑娃在无奈的情形下“远走高飞”，此后就基本飘荡在外，走着一条起伏动荡的道路。作为族长家长工鹿三的儿子，他有读书的机会，却始终不曾开窍，本应当顺着父亲的意思安分守己地做农活，却极不安分地要另谋生路，小小年纪就注定与“耕读”无缘，一旦握上枪把倒有无穷的激情和灵感，觉得自己正是玩枪的角色，这种与危险为伍的天性昭示了他一生的云谲波诡，恰与“仁义白鹿村”的传统民风形成鲜明的反差。
●田福贤在白鹿原掀起了针对农协骨干及其家属的白色恐怖，他软硬兼施，釜底抽薪，显示出极其凶狠的政治老辣和手腕，这对像田小娥这样在白鹿原本就十分孤单的人来说极易产生乱了方寸的效果。所以，迫于当时的处境，是她被鹿子霖趁危而霸占的客观原因。对鹿子霖暂且不论，从田小娥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田小娥当时确实处于十分恐惧甚至绝望的状况，原来唯一的保护者黑娃自身难保、逃逸在外，而对小娥来说，离开白鹿村在外逃命无疑是绝境，不可能还有其他的出路，确保安全是她能想到的全部，这个念头压倒了其他一切，这使她六神无主地进入了鹿子霖的口袋；二是在男女问题上，田小娥虽不能说毫无原则，但至少比较马虎，之前她勾引黑娃，其中不乏性欲的要求，这种品性一旦遭遇鹿子霖的邪念，现在的结局并不太出人意料，特别是其后她还一度与鹿子霖很配合，维持得心里踏实，甚至将寻求安全的责任真的寄予鹿子霖身上，以此来对付狗蛋的骚扰。因此对田小娥的这一段描写，让人觉得评价起来较为复杂，她有些许让人同情的成分，也有理当受到谴责的地方，这或许与这个形象本身塑造的复杂性有关。而鹿子霖自然表现得十分卑劣：一是乘人之危；二是田小娥算他比较近门的侄媳；三是根本无力帮黑娃解困，很清楚黑娃回来的危险，却只图个人欲望的满足，一方面对田福贤三心二意，另一方面维持对小娥的占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作为“乡约”的地位和身份，也是他从竭力报复农协骨干中得到的私欲上的满足。在细节的描写上，作者的把握应当说也是讲究精细的，特别是鹿子霖邪念产生的细节在表达上很有特点：“点燃一根黑色烟卷，透过眼前由浓而淡缓缓飘逸弥漫着的蓝色烟雾，小娥怯怯地挪到墙根前歪侧着身子站着，用已经沾湿的袖头不住地擦拭着流不尽的泪水，一绺头发从卡子底下散脱出来垂在耳鬓，被泪水洗濯过的脸蛋儿温润如玉、光洁照人，间或一声委屈的抽噎牵动得眉梢眼角更加是楚楚动人，使人突生怜悯。”其中“透过烟雾”“温润如玉、光洁照人”“楚楚动人”和“突生怜悯”皆是鹿子霖视角下的独特景象，特别是“突生”二字把握到了他内心一种瞬间的冲动，虽然字字落在小娥身上，但鹿子霖邪念萌发并因此想入非非的心理展露无遗。
在小说多处比较具体的性描写中，作者说他持的是“放开写、不讳饰”的态度。黑娃和田小娥开始在郭家的偷情，在表现黑娃和小娥的心理及性格追求方面应当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后，鹿兆鹏与白灵之间也有这样的描写，同样突出了两颗志同道合的心在灵与肉上的融合，与人物的性格刻画关系紧密。但本章中，关于鹿子霖与田小娥的性爱过程描写，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既不能进一步说明鹿子霖有多无耻，也不能深入表现田小娥的人性要求，谈不上有美感可言，即便为引出下文狗蛋的情节，也完全可以不用如此详细。在《永远的白鹿原》一书中，何启治先生为读者披露了当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在决定授奖给《白鹿原》的同时给作者提出的修订意见，其中之一是：“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1]之后陈忠实确实对此做了修改。但比较原版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出的修订本，我们可以发现改动倒不是很大，按何启治先生的话说是：“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2]其意也是说某些性描写确实与全书意义关联不大，适当删除对全书影响有限。
●白嘉轩对狗蛋和田小娥的惩罚耐人寻味。他只要对事情的经过稍做了解，就不难知道其中的蹊跷，事实上他也大致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原委，但他的枣刺却不能刷向鹿子霖，只有将狗蛋和小娥拿来垫背。狗蛋此前已被团丁暴打了一顿，受过了惩罚，但白嘉轩不认鹿子霖泄私愤的账，他在白嘉轩的眼里只配做个牺牲品，他也确实因此丧命，似乎并没有人去想他无论如何也罪不至死的问题；而惩罚小娥更是理由不足，因为白嘉轩根本就没让她进祠堂履行成为宗族成员的仪式，严格说来，白嘉轩这个族长还管她不着。但此事对白嘉轩太过重要，既能维护《乡约》的规范、树立自己的权威，又能达到在精神上打击鹿子霖的政治目的，尤其令后者苦不堪言的是这种打击是在他最不自在的祠堂里进行。当田小娥被推到受刑的位置，白嘉轩对鹿子霖说“你来开刑”，而鹿子霖回答“你是族长”时，两人心里各自未说出的潜台词何止千言万语，而彼此的怨怒几乎可从眼中射出，之后的诸多对立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无论从白嘉轩的角度，还是作者设计情节的角度，这个惩罚都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说，白嘉轩放过鹿子霖而只拿弱者开刀，是偏袒，貌似公正执法实则体现了当时“等级制”的不公正和残忍，[3]这么看问题未免太肤浅和表面化了。白嘉轩惩罚小娥和狗蛋实际上就是针对鹿子霖，无论是族人还是鹿子霖本人其实都已经感觉得到。若一定要白嘉轩将刺刷直接抽向鹿子霖，那就只能是孩童打架斗殴的水平了。但同样应当指出的是，白嘉轩出于他眼里的“政治需要”，将要抽向鹿子霖的刺刷无所顾忌地抽向狗蛋和田小娥这些弱者，虽然有着《乡约》礼法的外衣，但毕竟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蔑视和践踏，而且被蔑视和践踏的还只不过是作为“垫背”，因此在白嘉轩眼里，根本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
还有一点就是田小娥这回的被吊打已经是在白鹿村的第二次了，此前不久她刚刚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当作农协骨干吊打过，当时围观的村民如同这回一样，也是纷纷吼着“打死她”。他们所要发泄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场合为什么唤起的是村民们几乎相同的情绪？那些表面的道德和政治，在参与类似“狂欢”的百姓的心灵深处恐怕都已经走样，真正透出的倒是令人难以察觉的怪味，这一点，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
注释：
[1]何启治：《永远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2]同上，第24页。
[3]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