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似乎已经具备了建立自身工业体系并启动可保障自给型发展的经济转型的条件。的确，在经历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生产和市场重组之后，由于外汇的大量积累，以及国内市场面对战争所采取的自卫性措施，拉美某些经济似乎已经具备了各种条件，来完成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并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资本货生产，以最终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似乎足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劳动力从主要集中在乡村的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也会成为扩大市场的因素之一。之后，大约在1955年，人们认为要保证经济发展，就必须具备一个新的发展要素，即利润的再分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似乎已构成了必要条件，以确保经济从某一特定时期开始，在简单的市场刺激下实现自发性增长。

经济形势有力地支持了这种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拉美一些最重要的经济专著也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由此，那种认为“工业化是对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补充手段，也是在国际市场收缩时期的一种无奈之举”[1]的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为另一套理论体系和憧憬所取代。后者坚信工业主义将伴随着出口扩张而出现，并由此实现经济增长和开启一个自给型增长的新阶段；同时，它还认为这一新的阶段应当建立在刺激内需和实现工业生产体系分工的基础上，而工业生产体系的分工将创建一个本国资本货工业体系。

但为了保证商品出口以及获得外部投资，同国际市场的联系还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内部市场的扩张将足以保障持续的经济发展。扶植“出口工业”对保持“进口能力”也继续有其必要性，但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外市场，而是国内市场。

不可否认的是，在50年代（指20世纪50年代，下同——译者）初期，起码在诸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已经具备了实践拉丁美洲这一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些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拥有一个足以消化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而从上个世纪（指19世纪——译者）开始，伴随着农畜牧业型和矿业型经济融入世界市场，这种国内市场就已开始形成；

（二）近80年来逐渐形成的工业基础，既包括消费型轻工业（食品、纺织等等），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出口经济的相关产业；

（三）拥有在农业、畜牧业发展和矿产开发中获得的丰厚外汇资源；

（四）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其外贸持续增强，有力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五）某些国家，比如阿根廷[2]，其本国资本在资本总量中的比例相当高。

由此，从经济观点来看，似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政策都应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引进技术，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提高生产力；

（二）制订一项投资政策，以便国家致力于进行产业结构多样化所需的基础设施的建设[3]。

从那时起，结构性条件以及有利的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学家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拉美经济的发展将主要取决于各国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

经历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拉美国家，甚至诸如阿根廷这样有着“自由”经济传统的国家纷纷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捍卫本国出口经济的发展。此后，各国又致力于创建各种公共机构，以根据新的政策方针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并相应调整国家官僚体系内决策者们的目标和行为。

国家职能的强化和现代化似乎是制定一项切实高效的发展政策所必不可少的。这使得拉美的经济学家们不得不一再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并回到“政治经济”这一概念上来。

这一概念隐藏的含义是，拉美的历史基础决定了一种明显带有国家特性的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各国要加强内部市场，同时建立国家决策中心，以便能够及时应对各自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这一乐观的看法从50年代末开始逐渐销声匿迹。在具备众多明显有利条件（即具备了有利于从进口替代阶段向一个能拓展新的、面向国内市场的自主生产领域阶段过渡的条件）的情况下，很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制定一些必要的措施来保持经济发展的延续性，或者为什么制定了措施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应该说，在现代化领域所采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是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某些情况下，先进技术的引入使减少使用劳动力成为可能，而经济的增长率不足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也未能消化因人口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因此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达到能够带动最落后领域发展的程度。同时，由于并非所有的困难都明显地表现为经济萧条，而萧条的后果也不会马上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对现有经济发展政策并不是非调整不可。

换言之，如果说诸如阿根廷这样本地区最繁荣国家所具备的经济条件也只是保证了其经济发展仅延续到50年代中期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由于缺乏各种社会和机制化条件，无法促使有利的经济条件转化为可以保障经济发展的政策呢？还是因为实际上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从而导致人们信奉了一种在经济上根本行不通的发展模式呢？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50年代的巴西，人们根据事实推测，对一种自足和自主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所寄予的希望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进口替代进程的发展使经济逐渐进入了一个资本货生产阶段，而这一阶段由于其自身特点，似乎导致了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巴西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是因为资本货生产所带来的多重效应往往会产生强大的经济推动力。除此以外，这种工业有别于仅存在消费品生产的工业，它在经济危机期间并不会轻易地引发工业的再次转型或导致自身的消亡。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不能使人产生像前面所说的那种乐观情绪。因为在进口替代所产生的经济高潮过后，60年代出现了一段经济相对停滞的时期，而巴西经济现仍处于这一停滞时期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之中[4]。

在三个工业化进程最为显著的国家中，仅有一个国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是墨西哥。尽管应该承认这是因为墨经济结构，尤其是其对外出口的多样性使其有别于拉美其他国家，但利润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和日益增长的外资对经济的参与，仍可以被视为是可能改变经济学家们关于自主自足型经济发展模式种种假设条件的因素。

初涉此问题，我们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些40年代末形成的、建立在纯经济因素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和预测并不足以解释后来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可以实现的经济飞跃并没有出现，甚至连所希望的质变也没有发生。尽管在50年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下，巴西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短期外部财援得到暂时解决，但就在人们宣布已经彻底排除了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时[5]，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阶段却又开始了。而墨西哥经济在民族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在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和转变的阵痛后，似乎有了大规模扩张的可能，这要归功于通过外资输入和外贸多元化所实现的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其中，旅游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诸如阿根廷这样曾展现出大好发展前景的国家，其民族经济仍存在着活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即使像墨西哥革命这样打破了各种社会力量平衡的事件也没有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巴西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发展主义”时期的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难道不是导致巴西良好的经济局面形成，而后又导致其经济动力在经历了发展过程之后迅速消失的原因吗？

然而，仅用事实的负面轨迹来印证经济预测中存在不足之处，从而得出必须用社会学观点来取代经济学角度的解释的结论未免过于肤浅。在经济方面，人们继续对产品出口抱有乐观预期，这往往制约了拉美经济的发展。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恰恰就是那些良好的外贸条件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对外交换条件不断恶化为特点的明显不利的经济局面，随之外贸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或者通过将国外融资所得向公共部门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通过价格稳定政策等方法对本国的国际合作进行了调整，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其原因可部分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在某些国家，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够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但无论是社会体系还是政治体系都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重组。这一现象促使人们认识到，尽管“传统社会”的经济面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它的一些利益集团仍然没有丧失对权力体系的控制[6]，虽然这些利益集团不得不同新兴集团一起建立一个复合型的联盟体系。这样，随着5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增长减缓，由新的社会主角或仍由那些老主角统治的美洲大陆的老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

尽管本地区各国间社会结构的差异以不同方式影响了经济增长，但仅用“社会学”分析来取代“经济学”解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分析，它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回答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可能性这一总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回答经济走向及其政治、社会条件等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