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类型

应该说，“殖民契约”被废除后，边缘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边缘经济”应该成为“独立国家”形成的条件之一。

“殖民契约”（历史学家们如是称）的废除，以及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扩张是19世纪“新兴国家”形成时期的主要历史特征。中心工业化经济的扩张——首先是英国，之后是美国——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在此前的殖民扩张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从独立时期开始，随着中心国家的扩张不断受到可能形成不同类型的联盟、反抗和紧张局势的民族条件的制约，新兴经济和新兴社会表现出折射型和本土型活力。

边缘民族经济与资本主义进程各个阶段（其控制形式各不相同）的联系是通过源于过去并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实现的。一个通过某种高消费产品与国际出口领域相联系的国家，在竞争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发展模式及可能性将是不同的。同样，在“开发型殖民地”和“人口型殖民地”（即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为基础的地区）实现国家一体化以及形成国内市场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宣布独立之后，在拥有民族经济基础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内部政治—行政管理机器以推动和执行“国家政策”是较容易的。此外，经济的物质基础本身（例如，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占有形式），也会对国家形成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方式和后果产生影响。

在基于这些因素的每一种可能的联系方式中，经济和政治体系正是体现依附基本特性的主要方面。因此，拉美国家阶级关系的形式和作用与中心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简言之，可以说依附的每一种历史形态均产生了各阶级之间决非静态、而是充满活力的特定秩序。纵观历史，从一种依附方式向另一种依附方式的过渡，总是在已有阶级关系或集团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比如，民族生产者集团在殖民时期既已获得其经济基础的增长，在从殖民依附向对英国的依附过渡的过程中，它凭借自身经济基础而成为社会依托，这使得该集团具备了要求重建社会秩序的条件，并注定了即使它不能获得完全的控制权，也将至少享有特权。在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霸权地位后，游戏中又增添了新的、但仍然是源于过去的因素。当时，出口商集团不断壮大，城市阶层也得到显著发展，这一新的情况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得到了体现。在此需指出的是，即使依附的新形式是国外因素作用的结果，国内各阶级之间的联系也并非与之无关；相反，正是各阶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依附成为可能，并为依附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从根本上讲，一国依附型经济体系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内联盟体系所能提供的扩张能力。比如，一个看似荒谬的例子说明，近年来，由于民众要求参与政治体系的压力日增，因此，民众的参与也已成为有效促进经济活力的要素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认同这一观点，也就是承认民众的压力有益于拉美的发展，无论根据欧洲标准还是美国标准，它所展现的都不是需要被修正的偏差，而是由于民众的社会边缘地位所决定的不同于其他阶层的斗争方式。有益于现代化的压力导致试图参与权力并同新兴经济集团结成同盟的民众阶级与旧的统治阶级联盟产生了“对立”。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工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境地。与此同时，作为城市新兴阶层的一部分，工业集团实际上是这一集合体中惟一真正拥有经济基础的集团，它们因此有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当然，尽管带有新时代的特征，它们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也还不具备决定性作用。由于工业集团可能通过生产方式吸纳城市民众阶层，它的战略地位为其与当时的社会体系建立联盟或达成默契创造了条件，这就解释了为何工业集团在农业出口体系发生危机后便具有了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