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对国外控制的开放

就政治和社会可行性而言，上述论断表明，如果不推行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就不能在国家范围内保持工业化的速度。然而，我们没有明确指出，同样存在着国外工业资本寻求新的市场的行动，也没有说明这些资本可能以至少为权力集团所接受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各方利益。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在50年代，国际资本活动的特点是资本在短期内从中心向外围转移；其次，工业合作以投资的方式进行，这不同与过去明确地使用财政手段或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的方式，由此，出现了“要求新投资的压力”。这一情况虽然起先未对推进工业化起决定性作用，但此后其重要性日益显现。众所周知，事实上，替代工业化和巩固国内市场的初级阶段是在国内的公共和私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的那些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4]对资本积累起到了政治催化剂的作用。而且，正是这些政策促使外国工业产品供应商对外围经济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投资在已有市场内与国内工业部门竞争，并常常凌驾于国内部门利益之上，两者在汽车及配件工业中的关系就明显表现出这种状况；另一种是通过投资暗中控制扩张中的市场。

当发展进程处于替代进口不断增长的阶段时，如果仅仅看到外资进入使一些工业部门被边缘化的一面的话，那么就应该指出，它作为促进发展的主要因素的一面却被忽视了。实际上，国内工业部门仍有新的投资领域[5]。因为每一种产品的替代生产都会刺激该产品的部件的替代生产进程，由此替代进程产生了一种滚雪球效应，直到只需进口高技术产品和国内没有的初级产品时[6]，这种效应才会终止。另一方面，外资对这一进程的推动力加快了劳工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他们为维护“发展主义联盟”作出了贡献。

在某一时期，政治和经济利益可能存在暂时的一致性，这为协调保护主义、民众的压力和外资的利益提供了条件。而表面看来，外资是保障经济发展在弗朗迪西时期、库比契克时期和所谓的“墨西哥道路”时期的政治框架下得以继续的条件。(https://www.daowen.com)

这样，工业部门得到了加强，并确定了工业化的独特内涵，即工业化是建立在规模有限、但能产生足够利润以进行“工业现代化”的城市市场基础之上的。很明显，尽管这类工业化将加强“排他的社会体系”这一外围经济的资本主义特点，但同时并不因此而停止反对这样一种发展，即从生产体系的积累和变革向更高水平[7]发展。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依附情况下的局限性。

这一过程沿着“正常”的轨迹前进，即斗争中的各种社会阶级力量可以共存，直到所谓的“简单进口替代的高潮”到来为止。从那一时刻起，当明显感觉到替代进程的速度下降时，更为复杂的问题不断显现。这些问题是随着技术阶层和经济上更具重要性的中间产品、资本货工业的形成而产生的，而且是沾沾自喜的发展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生产体系无法实现自我改良，这使民族企业与外国垄断集团的协作关系加强了。同时，还应该看到，来自处于这一新的框架之外的社会阶层的压力不断加强；被边缘化的替代阶段初期的工业部门表示抗议；城市民众阶层反对大型私人生产企业关于“提高生产力，减少劳动力”的方针，要求回到国家发展主义政策上来。这样，旧的发展主义联盟宣告彻底破产。

事实上，从那时起，工业体系中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一个更“现代”的和一个更“传统”的无产阶级；一个控制着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工业的企业部门和一个产生于简单进口替代阶段的“传统”工业部门，依此类推。上述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在新的发展条件下重新确定了其位置，并在这一新时期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中反映出各自的立场，而社会政治动力正是从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对立和调整中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