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飞地经济

在一些国家，原则上讲，飞地是生产活动的主导者，此类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与其它国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考虑飞地类型是矿业型的还是农业型的，还必须考虑到国家经济部门的差异程度，以及控制国家经济部门的各权力集团组建国家权力、确定集团间关系及其与受支配阶层和建立经济飞地的外部集团关系的政治进程。

正如前面指出的，拉美经济中的“飞地”经济发生在各国宪法出现之后，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时地方政治集团在政权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并通过政权控制着经济要害部门。

各社会集团的活动都是在本国生产结构的框架内进行的，因此根据生产结构分化程度的不同，转型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重要的是，从统治形式来看，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其统治结构直接显示出工人和农民阶层对统治集团的从属性。相反，在民族生产者占支配地位的一些国家，尽管政治统治与经济统治相结合，但经济关系更为重要。在飞地的统治结构中，正是通过政治关系使得经济开发成为可能。这样，国家统治集团不是作为“经济阶层”而更像是作为政治统治阶级而同外国企业相联系。相反地，外国企业却同工人和农民阶层建立起了直接的经济联系。由此，国家权力集团自身的经济脆弱性要求其保持一种排他性统治方式，他们与飞地部门的联系（对维持权力是必要的）取决于其保证集团内部秩序的能力，这种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保障，也保证了与飞地达成的协议得以顺利履行。

另一方面，由于飞地自身的特点，在存在飞地经济的国家里形成了工人或农民较集中的局面，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游戏之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表达自身要求的潜在愿望更加强烈。在这些条件下，中产阶级的加入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为了在排斥中产阶级的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必须争取“下层集团”这支突击力量的支持，而“下层集团”的支持可能会在整个统治架构中造成动荡；相反地，当国内经济出于某种原因而扩张且存在中产阶级参与的可能性时，如果民众阶级也要求参与掌权，并为此施加压力，这样就会使得可能允许中产阶级参与的政策变得十分脆弱。

中产阶级参与掌权之前的统治形式以寡头明显的支配地位为特点。寡头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大地主，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市场在本地区或国内，其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传统农场的标准形成，这种情形在墨西哥、委内瑞拉或玻利维亚都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对象基本上是农民阶层，其它阶层在生产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国家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在各个寡头集团之间展开。他们之间有斗争，但也常常联合起来对付其它社会集团。在此情况下，中产阶级还是可以通过与农民的联合共同反对寡头垄断政治，并冲破寡头阶级的排他性统治以实现其有限的参与，这是因为农场经济仍是国内权力的实际基础。当寡头更明确地成为控制飞地的中间人时，尤其当飞地是矿业型的时候，中产阶级便开始表现出一种民族主义姿态，并动员非农阶层共同反对寡头垄断政治。(https://www.daowen.com)

历史上，在有些情况下统治并非是纯寡头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依靠资产阶级的参与。面对飞地，这些集团以政治上的让步为代价得以保持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强化其作为经济阶级的特性，比如，他们既可利用商业和金融阶层可能的发展（这在智利等存在矿业型飞地的国家比较明显），也可通过控制一些允许以更加资本主义化的方式开发土地的农业阶层（比如秘鲁沿岸的生产者们的行为）来达到此目的。

在此条件下，国内经济的发展还使得社会劳动分工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不仅中产阶级数量增加，而且还形成了城市民众阶层，他们与飞地和农场的工人和农民走到了一起。国家由此变得更加复杂，即不仅表现为如前所述的那种以农场为基础的最高权力形式，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推行更为复杂的统治形式的官僚阶层，通过这种统治形式，寡头政治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相对于飞地的利益得到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这一联盟形式有了更加复杂的职能，它不仅负责对飞地所缴税款进行重新分配，还具有推动国内经济活动的职能，尽管上述职能是有限的。同时，“中产阶级”中的主要阶层也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加入到国家机器中。

从政治角度概括地说，在尝试参与权力的过程中，中产阶级遇到了各种极为不同的统治体系，这些体系主要由寡头和资产阶级阶层与飞地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同样他们也遇到了各不相同的被统治集团，如农场或种植园的农民，飞地的劳工（农民或矿工）和城市民众阶层，这些集团可以被动员起来进行政治合作。不同的联盟产生了广泛多样的政治选择，如民众可以利用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作为其中一个集团的盟友而参与权力体系（智利的某些时期）；部分农民和工人阶层的革命尝试（秘鲁）。

最后，在特定的情况下，庄园主集团可以将其经济活动转向土地开发，这样就在并不一定形成一个工业化城市经济的情况下结束其农场体系。在此情形下，未被飞地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农垦经济吸纳的农民们被迫投身其它农业经济形式以维持生计，如引发中美洲资本主义农业扩张的农业经济形式，它表明社会劳动分工不足决定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缩小。只有在飞地和出口经济能够成功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服务部门来吸纳他们的时候，中产阶级才能参与权力；相反，就要动员农民来反对统治体系。在此形势下的另一选择就是国家农业阶层必须缓慢转型，这种转型使土地得以重新分配，由此可能产生一个农村中小地主阶层，正如在哥斯达黎加所发生的情形，尽管其规模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