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扩张”时期的基本情况
本章试图对地方社会集团如何获得体制上的保障，从而确保其参与生产的过程进行研究，并由此分析拉美国家发展和巩固的条件及可能性。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断是，各阶级和集团受经济利益驱使建立起权威和权力形式并形成“合法秩序”，从而确保了国家政体的建立和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这一“合法秩序”得到了被排除在“利益团体”统治核心之外的阶级、集团和民众的认可和遵从。上述观点要求在诠释发展时必须超越以下观念：物质基础（即生产体系，它是控制生产的集团和阶级渴望获取经济利益的基础）自身，或者这一基础根据世界市场条件所进行的自我调节，即能确保权力体系自发变革，并引发社会结构的民主化。在摒弃了这一不正确的观点后，就能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拉丁美洲各国国情不同，从独立国家政体建立时期起，经济体系和权力体系之间的各种关系形式产生了拉美国家不同的发展和自治的可能性。
鉴此，为了认清“对外扩张”时期的情况，必须从研究这一时期的各种困难入手，对美洲国家如何与世界权力体系及边缘国际经济相联系的历史情况进行哪怕是肤浅的分析。
在粗线条上，可以将殖民地与宗主国[1]的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人口型殖民地、开发型殖民地和基本未获开发的领地。
显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生产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殖民地世界与中心宗主国的关系方式。这些经济基础的总体状况是：在农牧业殖民地中，主要表现为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理上的分割；在开发型殖民地中，除了对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或森林资源的开发外，还存在着商行组织；而在最后一个类型中，看似保护未开发地区的举措，实则服务于宗主国的战略利益及资源储备政策，以便将来再行掠夺。
在“殖民契约”废除后，即当拉美的殖民地产品不再经由伊比利亚的港口和海关而直接运往英国后，拉美凭借本地区社会集团的力量组建国家成为可能。由于殖民时期地方社会集团的历史形成不同，导致这些集团建立本国政治和经济控制体系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难题往往在于：
（一）如何保持地方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口生产体系的控制，该体系曾经是与外部及基本经济活动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https://www.daowen.com)
（二）如何在殖民时期的各社会、经济集团之间建立一种政治联盟关系，以使曾经控制对外联系（指与国际市场和中心国家的联系）的集团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内权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并形成由出口生产部门主导经济的政治局面。
在某殖民地经济已成为宗主国经济的农业基础的情况下，在那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不仅因为它们出产中心经济离不开“殖民地”产品，如糖、咖啡和可可等，而且这些产品宗主国又由于气候、技术等各种原因不能自给自足从而保证了前殖民地市场的延续性。此外，还因为在这类殖民地中存在着一批有能力控制当地生产体系及国家机器的本土经济和政治精英。
19世纪，在原“开发型”殖民地（如矿藏地区）或处于殖民市场边缘的地区形成国家的可能性则较小。那里的政治体制大多是在西班牙被迫面对世界贸易体系主要力量重新排序的困境时形成的；而其他少数政体的形成则源于英国和美国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这种政体是为那些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多少实质作用，仅起着巩固新兴国家作用的本国政治寡头服务的。
总之，这些国家的疆界与19世纪初即已融入外部世界、经济和社会都较“发达”的地域并不吻合。即便是在地方出口经济相对稳固的殖民地中组建国家，其进程也取决于虽处于国外市场边缘，但与之保持着联系的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要么生产国内消费经济的基本产品——木薯、小麦、玉米等，要么生产能保障出口经济赖以运转的主要产品——母骡、腊肉等，要么恰好成为出口部门的补充形式，如畜牧经济与肉类出口贸易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
殖民契约的破裂以及国家政体的形成导致在拉美国家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曾经控制当地出口生产的集团必须在这种新秩序中与下面两方面建立和保持政治经济联系：对外，调整与新兴霸权中心的关系；对内，与尚未直接融入“外向型”生产、贸易或金融体系的地方寡头建立联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