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与发展

第三节　依附与发展

在讨论新阶段的社会力量和指导思想之前，有必要阐明“新的发展形势”的历史结构条件。其根本特征是，外围工业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意义与部分农业出口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意义是不同的，同样，依附条件下的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政治含意也是不同的。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外围工业经济”这一概念所表现出的哲学上的二律背反。

外围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这一新模式，是因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不像从前那样仅限于进出口体系之间的联系，现在还表现为中心国家对新兴国内市场的直接工业投资。这在分析拉美的国外融资时得到了证明。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的外资流入不断增加，并且这一流动是通过私人投资（其中，“直接”投资大大多于“协议”投资）的方式和以少数企业为中介来实现的[8]。

因此，如果不能说拉美工业化是中心国家扩张的结果的话（正如我们所见，该进程始于世界经济体制危机时期，并在国内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进行），那么，却不能不承认，在作为世界经济外围的拉美工业化中，外国企业的直接参与对地区工业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时期，工业发展巩固了民族生产集团，尤其是巩固了国家在规范和形成生产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已描述过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使得发展建立在外国增加对工业部门的投资的基础之上。

当谈到带有这些特点的“发展形势”时，必然再次提及国内增长与对外联系间的特殊关系。即使不深究因国外融资而产生的依附的种类，仅从负债（主要是短期债务）不断增长这一情况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垄断工业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依附与在欠发展条件下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生产体系的分化程度来看，这一条件可能产生较高的发展指数。尽管如此，无论是资本的流动还是经济决策权都“源于”外部；无论是生产还是贸易的利润都产生于依附的范畴内，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心国家的可支配资金的数量；投资决策也部分取决于外部决策和压力。显然，国内市场所产生的利润的去向与外部条件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宗主国的决策只部分考虑到国内市场形势，但对民族生产体系产生的利润的再投资则有着显著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会把利润变成资本，并对中心国家或利润来源国以外的其他外围经济进行再投资。

总之，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的依附形式与通过飞地形式建立的依附经济（前面已经阐述过）之间不只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严格来说，外围工业化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不同的。这类经济的运转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经济多样化程度高；

（二）剩余资金流出相对减少（以保证再投资，尤其在资本货领域的再投资）；

（三）劳动力的专业化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出现，使得在工业城市部门的收入分配相对更平衡；

（四）结果是国内市场具备了消化工业产品的能力。

也许可以说这种经济与飞地经济发生的情况不同，因为尽管投资决策仍部分取决于外部，但消费是在国内。更典型的例子甚至表明，出现了向当地再投资的强劲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的工业投资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经济扩张。

从这一形势看，可以设想发展与自主是共存的。尽管继续存在的依附是另一性质的（或者说有新的特点），但这类发展仍旧是扭曲的和有局限性的，因而，将此类发展类型的国家称之为外围国家和依附型工业化国家是合理的。的确，欠发展状态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此已不再是直接的和政治性的（如同在飞地经济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也不仅仅体现了世界市场的决策对国内的影响（如同在本书所描述的第一类欠发展经济中所发生的那样）。相反，民族经济与中心经济的动力核心之间的关系是在国内市场中建立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扭曲的特点：工业部门的发展继续取决于资本货和本国欠缺的原材料的“进口能力”，以实现生产体系新的分化（这与金融依附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这一发展模式要求国内市场国际化。

关于“进口能力”的障碍，可以说资本货国产化形成后，其影响力大大减小。这一障碍只是暂时的，但它在“发达”工业经济扩张的初级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此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可以说是正常的，在现代经济中总是存在着相互依附。

“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所产生的联系与上述截然不同。这一联系是在当外围经济中的现代经济的活力部门组织起工业生产，主要是化工、电子和汽车工业时，以及在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对旧的工业生产进行改造时产生的。这一新的工业革命导致了行政管理、技术和金融机构的重组，从而导致了社会和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不能说新技术本身，或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外资流入导致、促进或指导了发展进程。事实上，体现各社会力量间斗争的政治架构在某一特定经济、组织和技术进步与社会的整体活力间起到了积极的调和作用。肯定地说，外围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初期需要具备大量的资本、丰富的科技知识和高水平的企业组织等条件，这些条件要求科学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细化以及预先的积累和投资。中心国家所具备的这些先决条件加重了依附关系。但是，也有些欠发展国家成功地改造了其生产体系，同时保持了应有的自主性。

应该强调的是，在某些政治条件下可以同时获得发展和自主。这些政治条件以不同方式导致了主要基于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以及国内技术和企业创造力基础之上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进程的某个阶段是与经济相对脱钩的（如苏联等），市场的部分关闭给产品和服务消费（这是劳动密集型工业社会的特点）的扩大造成了困难。同时，一般来说，国家加强了对生产体系的控制，扩大了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投入，比如基础设施领域、高科技领域和与国防有关的部门。这一切都要求持续改造社会体系，建立一个相对专制的秩序（即便在日本这一保持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并在教育等不可轻视和优先的领域进行国家意志指导下的革命。

拉美政治社会发展所走的道路与上述不同。在步入相对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时代方面，地区一些国家通过吸引外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生产组织形式，不同程度地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在民族经济自主权和发展政策决策权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制约。

“市场开放”引起的经济竞争，工业质量和生产力标准的统一，所需投资的规模（从石油化工工业的建立可见一斑），以及消费模式的形成，都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和控制方式，这关系到经济全局。因此，通过从国外引进的资本、技术和组织方式，建立起了新的规范化的民族经济轴心。

当这一革命未在民族社会的领导下实现时，它确实在更为复杂的范畴内产生了一种新的依附。前面讲过的欠发展的两种主要情况中，民族国家可能在其权力范围内运用一系列政治工具抵制外部市场的压力（如通过货币政策和就业保护政策），并成功保持了部分国家自主权，具体指投资和消费决策权；而在新型发展中，随着统一市场强制推行现代生产体系的某些统一运作标准，部分民族经济的自主权超出了国内可控制的范围。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因为生产体系趋同，超国家化规定了市场模式及其秩序。

由此，与前面的情况相比，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类依附经济的运作普遍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其经济措施的参数十分尖锐而又自相矛盾。这样，随着资本运转周期在大生产单位（生产、商品化、消费、金融、积累和再投资）范围内结束，经济体系的“市场法则”试图在社会中推行其“自然法则”，以限制与其对立的地方集团自主权的范围和效力。

另一方面，需要提醒的是，上述模式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在某些国家中（如墨西哥和巴西，它们的经济规范和参与能力建立在其公共部门创造新资本的能力之上），其强大的国家经济部门不能提高拉美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决策和真正自主的水平，也不意味着旧的组织和生产控制形式，包括依附概念退出了政治、经济舞台，而正是这一切不断增加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

支撑这一新的发展模式的政治结构（其中存在着公共部门、国际垄断企业和民族经济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斗争），要求在控制这些经济部门的各社会集团间建立一种合适的关系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需要一种允许其中的各集团进行经济活动的政治局面。的确，这种发展要求市场的运作，市场的活力又主要取决于生产者之间（即企业间）的关系不断加强，而这些生产者又构成了对经济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的“消费者”群体。因此，为提高这些“生产和消费者”的积累能力必须抑制民众的需求。这就使得本来旨在扩大消费的再分配政策变得毫无用处，在特定条件下还破坏了发展。

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国家这一权力体系的巩固日益取决于选举游戏，政治不稳定也增加了。另一方面，随着外资流入因国际资本流动减少而萎缩，保持这一选举游戏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由于“现代部门”的活力与中心国家的生产体系的活力一样，也受到几乎是自发形成的扩张机制的制约，这增加了实行官方保护主义的难度，从而排除了保护进口替代阶段形成的原有民族工业的可能性，而推行一项劳动密集型发展政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工业部门要求一种新的发展战略。

这样，从那时起，发展加剧了社会排斥。这不仅是针对民众的，也涉及到其他一些社会阶层。它们从前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现在则不仅隶属于现代垄断部门，也从属于政治统治体系。然而，如果说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及多样化是通过国际垄断生产单位这些“现代化孤岛”插手原有的农业出口国家（其中存在着一个通过农业贸易与国外保持联系的部门和一个大庄园主集团）而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在垄断出现之前就已形成的工业部门、中产阶级以及已经分化了的民众阶层（包括城市、农民阶层和劳工阶层）也都一直存在着，并谋求团结起来建立他们所希望的社会、经济秩序模式，以实现其自身参与发展进程。同时，在其他经济部门仍处于欠发展状态的情况下，现代工业部门和已实现工业化的农业部门得以维持自身存在并以相对缓慢的节奏扩张着，但其存在及发展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对整个社会进行“现代化”。相反，由于这些部门采用了先进技术而限制了民众参与，以及市场也仅限于国家采购这一生产大户和购买大户之间狭窄的交换渠道，因此国家继续成为最主要的购买者和不可忽视的生产者。

在经济方面保持民众部分参与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公共经济部门在前一阶段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尤其是是否成功地部分控制了现代垄断部门。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控制国有经济部门的人仍然像是“公共企业家”那样，并未采取民众主义式的再分配政策以促进工资水平的持续提高。换言之，国家不再是一个民众主义国家，而转变为一个企业国家。

这一开始发挥效力的政治控制体系的存在取决于它所具备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各国显然是不同的。比如墨西哥，那里的民众阶层和企业阶层与国家机器中的政治决策体系本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使得根据发展的新形势逐步重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可能，而且上述两阶层以及与外国企业相关的部门得以初步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另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或巴西，这一过渡过程不仅更为复杂，而且两国政府相对而言也未做好与其他部门分享经济决策权的准备。这使国家不得不调整其职能，以不断增强规范经济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来实现中央集权，这有利于在依附经济中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并巩固其统治。(https://www.daowen.com)

反对这种调整的是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可能是被边缘化的民众、工人阶级和城市雇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受到资本主义积累新阶段的影响），也可能是左派政党、进步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阶层等民众主义和发展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组织。反对派中还包括与外国垄断部门没有联系的私人集团，他们希望“面向下层”重组联盟，以获取与现统治集团进行政治谈判的最佳条件。

理论上说，在新的发展和依附条件下建立现代生产部门的国家，其政治决策体系和经济方针的调整似乎是持久的，例如巴西的卡斯特罗·布朗库·罗伯特·坎波斯所采取的管理方式。除了有利于这些政策的内部条件外，国际关系特别是国家安全意识也成为上述经济、政治变革的背景。这种安全意识是建立在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西方联盟将发挥主导作用（由此，国家利益暂时服从于美国领导下的联盟的利益），以及对战争形式的猜测（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性战争，“国外敌人”与“国内敌人”在战争中并存）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这一变革可能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并未完全显现。我们所讨论的变革在社会领域推进时与一些具体利益产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指出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新的发展模式无疑要求对社会政治体系进行革新，以组成一个不再是或只是部分依赖大庄园主集团、出口部门或轻工业相关部门的统治结构。新的经济部门（其中国际化的垄断企业和与国内市场相关的金融部门占主导地位）寻求对国家决策施加重要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新经济部门内部各方之间以及与该进程相关的不同阶级之间为此展开了斗争。此外，公共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在实现上述发展模式的每一个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了国家操纵建立捍卫政权的新联盟的能力。

上述最后一个论点是决定性的。事实上，从民主——代表政体（在工业扩张初期，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发展主义国家和民众政策中）向行业专制政权的过渡，是在现实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变通方式，它通过革命得以实现。这场革命主要是由军队、公共官僚这些大的国家机构，而不是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国际化的资产阶级来实行和组织的。显然，给这些集团的行为赋予意义的正是本文所描述的结构条件，即国际化的资产阶级仍旧是统治体系的主轴。然而，拉美的情况是，从所谓转型时期以来，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它与过去的农业出口资产阶级不同）通过民众压力或占据国家机器中的某些职位，更直接地与国家保持着政治联系，而不是与“阶级政党”保持着政治联系。同样，工薪阶层在国家的监护下，更多表现出工会性质而非政治军事性质。但墨西哥是一个例外。正如所见，该国的政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的体现，而且各阶级在国家中几乎是以行业协会的形式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这样，国家的职能比法律机构或有组织的阶级政治更加广泛，国家作为各阶级的政治组织行使着职能。

如果说阿根廷和巴西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危险”、国内暴乱和民众对国家施加压力（存在于古拉特主义中，在复辟庇隆主义的运动中显得更加强大）的政治运动，导致了民众主义的发展主义危机，那么，“军事政变”则推翻了民主政权。而且，这些军事政变的意义及其发展与过去地方军阀夺取政权的情况是不同的。现在，武装力量作为技术官僚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并为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一转变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将传统政治阶层（指那些民众主义的发展主义阶段的国家统治阶级）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并试图通过窃取技术官僚专制权来粉饰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的军事干预，从而达到将军事影响深植于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中的目的。这样，武装力量和国家机器这两个对整个国家行使政治影响和有效控制的机构部分地合二为一。

这一统治轴心所采取的方式在拉美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政治优势，有组织集团在部分推翻欠发展社会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使文人社会难以接受与专制制度的合作。

事实上，随着依附国家的这种技术官僚在文人和军人官僚等现代部门的决策和组织能力基础上形成，这一技术官僚阶层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其一是来自大工业、金融行业（一般来讲都已国际化）的压力，他们要求进行理性和现代化的发展；其二是某些社会阶层坚决要求在依附国家中推行排他性的资本主义式发展，他们强调发展应有利于实现民族目标和解决国内问题。后一种观点甚至得到了武装力量和国家技术官僚阶层的支持。由此，官僚——军事权力轴心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出并解决一些问题，诸如削弱依靠地方经济的资本主义力量，重新考虑土地改革、收入再分配以及平衡地区发展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举措似乎比从前的发展政策更合乎实际情况。那些坚持认为经济政策应该有利于经济和收入的公平增长，并认为国家应该成为相对公正地协调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机构的所谓“中产阶级”思想，再一次有了捍卫者，很多情况下，这一思想得到了文人或军人技术官僚体系内部的有力支持。

但是，阶级和集团间的斗争并未停止，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这种民族改良主义趋势要想获得哪怕是暂时的成功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尚未做好政治组织方面的准备，并且其对国家的控制还只是纯“结构”性的，因此，只有当军人技术官僚推行的政策与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张机制发生冲突时，企业集团才有能力开始寻求修正“民族主义偏差”的途径和办法。在这一进程中，那些以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为名坚持改革的部门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将其理想变为所有人的现实。

在这一性质不明的变革背后，新权力格局中支持经济改革政策的力量仍然是发展主义性质的，并且是介乎由国家控制经济和由外国控制经济之间的一种温和的发展主义。

反对这种形成中的权力体系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统治轴心之外，也就是工人阶级、工薪阶层以及“被边缘化的阶层”，这些阶层都是在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的确，现代工业体系的发展要求加快社会边缘化步伐，并将其视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民众的压力越来越难以通过过去存在的组织机构（工会、政党、国家部门等）来表达。由此，形成了一个可支配的群体，其新的动员和组织形式依然是个未知数。他们可能成为“起义的策源地”，也可能导致“民众运动”等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运动。

通过动员被排挤在发展进程之外的民众来寻求改变现状的尝试，其脆弱性同从前一样，一方面在于这些民众缺乏组织且层次较低、目光短浅；另一方面在于发展和依附的新基础使得工薪阶层发生了分化。正如我们所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部门相联系的工薪阶层从发展中受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自下而上的压力，并在要求获取权力的行动中与城市和农村民众的诉求拉开了距离。

显然，在行业专制统治的环境下，即便是那些从属于先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薪阶层的政治要求，其成果都是有限的，而且更多地依赖于工会组织的完善及中产阶级为建立更直接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相联系的部门而进行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自然包括可以在中产阶级进行政治交易时发挥先锋作用的组织的现代化，比如，大学及其技术研究机构由于具有专业知识，因此在新的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些转变使得工薪阶层能够重新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并恢复其在制定经济方针方面的影响力。

但是，还不能肯定地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些工薪阶级，为政治参与及更多地融入新的统治体系而进行的变革是一种确定的趋势。拉美的政治实践表明，各阶级间的“横向”团结在充满争论的政治氛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铜矿工人或锡矿工人之间的团结，以及国营企业工人间的团结，他们一直是收入最好的和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劳工群体。

在当前各集团和阶级对立导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联合的背后，由大型垄断集团生产体系的运作所造成的普遍意义上的矛盾依然存在。某些特定的大型垄断集团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下产生的，而这种资本主义既依附于资金，又依附于主要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所创造的先进技术和组织模式。由此，作为当前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之一，发展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市场，以解决规模经济和社会市场（其中，消费十分有限）等问题；要改造行业专制的政治体制，赢得民众的参与，并营造“民众”社会中的政治稳定；要在相对集中的收益结构中继续扩大积累和提高资本的集中程度。

摆出这些困难是为了使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动员民众并赢得他们的赞同，从而使得社会秩序逐步得以重建。新的权力体系正与时间赛跑，以在有利于反对派的机会出现之前能够巩固其自身。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相信，依附国家通向一种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生产模式的桥梁就存在于专制政治（不管是军人的或是文人的）体系中，专制体系能存在多久不仅取决于变革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成果和社会进步，还取决于我们前面谈到的与专制体系对立的各集团和阶级进行斗争的特点、类型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