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生产体系的控制
在拉美国家的历史中，这一过程既不雷同，也并非一帆风顺。拉美国家宣布独立后，新兴政体中的各地方集团间经历了一段尖锐斗争的时期。通过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这种带有“无政府”时期特征的斗争，确立了如前所述的联盟和民族市场的轮廓，权力集团所建秩序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也得到了承认。由此，那些“阴谋独立”的集团与世界市场及其他地方集团的联系得以恢复，并形成了早期的国家欠发展和依附状况。
抛开19世纪众多国家形成的具体过程不谈，可以将国家特征及形成国家的可能性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整体而言，英国是其霸权中心，该体系是出于对原材料的需求而与边缘国家发生联系的。对边缘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并不是英国工业扩张获得活力的必要条件，但确保其获得初级产品供应却是产生这种活力所必不可少的。因此，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在拉美表现出贸易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投资只是集中在当地经济尚无条件开发的领域，这一点在交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多数情况下对交通的投入是向当地工程提供由国家担保的贷款，而直接投资较少；但另一方面，霸权中心从根本上控制了边缘国家的对外贸易，而未让位于继承了殖民时期生产基础的当地经济阶层，惟一较为明显的例外是在矿产开发领域，但即便是在这一领域中，外国投资商与当地产业主也是共同进行开发的。
（二）由此推断，由于新的霸主不仅不进行干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鼓励民族生产体系的扩张，导致殖民契约的破裂使民族生产集团得以壮大。此外，这一壮大还取决于当地生产者集团与那些创建了民族国家的“地方寡头”建立联盟的能力。另一方面，成功建立国家秩序的可能性不仅受制于垄断港口、操纵基础生产部门的出口控制集团调节“市场”的能力，还取决于部分统治阶级巩固其政治统治体系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建立一个非地方性质的行政机构和一支国家军队，对于最终建立国家机器并将“事实上”的统治转变为“法律上”的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过这种多少有些类似的过渡性政体，例如智利的波塔莱斯时期，阿根廷的罗莎斯时期以及巴西的摄政时期就是其中的几例。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民族经济能取得多大成就取决于下列条件：
（一）对初级产品的支配能力；
（二）丰富的劳动力供给；
（三）对可耕地的支配能力。
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企业家们就可以在无需“积累政策”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资本积累，而后两个条件则构成了资本形成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生产要素。
很明显，在上述条件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出口型经济的扩张所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的确，如何通过奴隶制度、移民方式或者阻止前殖民地人民融入所有制体系，来确保占有土地和控制劳动力，是出口经济控制集团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与不属于出口体系的地产主集团结成联盟并确保这些地产主对大庄园的控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出口集团不仅可以利用这一联盟来左右政权，还可以阻止贫穷的殖民地人民、移民或者“获得解放的奴隶”占有地产。(https://www.daowen.com)
为此，出口经济部门组成的“现代”集团成功地与“传统”集团建立起了联盟关系。如果说前者为扩大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本国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它与后者建立联盟也是为了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因此，两个集团间的分歧并没有随着这一联盟的建立而消失，各国政治寡头曾多次与出口商集团的霸权展开斗争，以保证更好地参与利润分配[2]。但是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种植业主、矿业主和银行家等出口商集团在中心经济与“传统”农牧部门之间所起的重要桥梁作用，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国家统治体系的全貌。显然，中心与边缘的联系正是由出口商集团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的。在国家机器中，现代统治集团与传统统治集团达成了妥协，这就使得国家职能往往具有两面性，首先，它体现了从出口经济体系分化出来的“现代”集团的意志；其次，也代表着本国政治寡头的利益，而后者可能阻挠父系主义向更富效率的官僚主义转变。在政治层面上，拉美国家的历史中也同样存在着这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入20世纪，随着出口经济模式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部分国家的民族经济中出现了诸如城市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新兴部门，这一矛盾也在不断加剧。自那时起，中产阶级开始着手对政治秩序进行变革，从而使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3]。
总体来说，上述情况导致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在十分明确的条件下相互融合，这些条件的主要特点是：
（一）在边缘国家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由于国家关于出口产品的“民族政策”对国际市场具有刺激作用，因此，外国投资决策有时“取决于”国内政策，它决定扩大或压缩生产；
2.这就意味着，资本既始于国内经济体系，又止于国内经济体系[4]。这里所说的第二点与上述第一点（投资政策）相互关联，它是国家获得相对自主的生产决策权的关键，因为它表明本国企业集团确实存在。
（二）同时，出口取决于控制着国际市场的中心经济所设置的种种贸易条件（价格、配额等）。
（三）国家经济（作为依附经济和发展中的经济）融入世界市场的可能性与本国生产集团重新主导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联系的能力密切相关：
1.在对外方面，贸易条件由中心经济的金融、贸易部门及其在当地的代理人来决定，这使得民族经济在排除了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殖民地利益”的情况下得以重新主导贸易体系；
2.在对内方面，“国家秩序”基本建立，同时通过与被排挤在出口部门之外，或在其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寡头之间的斗争及联盟建立了国家。这样，在现代庄园（由于其具有城市化特征及自己的贸易和金融集团，社会学称之为“种植园”）与传统“庄园”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两者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从“无政府状态”末期即1850年到对外增长模式发生危机的1930年之间）成为国家（指那些控制着本国出口产品并已融入世界市场的国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