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发展和社会变化

我们认为，通过两种基本方式之一而融入世界市场的拉美经济，在国外需求的推动下得以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多样化。同样，社会结构也缓慢而持续地发生着变化，新兴社会集团随着出口经济集团的形成悄然而生，从而增添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抗中新的因素。

的确，正如前几章节所述，如果认为在19世纪，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仅仅促进了农业、矿业或畜牧业部门的发展的话，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导致了重要的金融和商业部门的建立，而且，使得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工业经济的萌芽。同样，自19世纪起旨在建立出口体系的各种社会运动、政治主张和联盟，也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各个集团（如大庄园主、农业资本家、矿产开采者、商人、银行家等）的战略意图。因此，找出上述集团在各国所表现出的特定关系方式，对正确理解所谓“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变革显然具有战略的重要性。的确，“转型时期”是一个历史结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时期，在社会和政治动力的作用下，出口型经济本身的分化为那些支持出口体系的社会阶层以及被不准确地称为“中产阶级”的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些阶层（即初期工业资产阶级以及相关的技术阶层、文人和军事官僚、雇工阶层等职业团体）的形成及特点与建立出口体系的方式密切相关，而出口体系形成的方式又取决于地区各国的历史条件。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尽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但新兴社会集团在所有国家中均已逐渐形成气候。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比如，是能够相对自主地控制本国出口体系的国家，还是飞地经济在外向型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参与的模式和社会运动的类型有着不同的内涵，通过这些社会参与和社会运动，形成了拉美国家之间各不相同的政治生活和社会面貌。

另一方面，在一些由民族集团控制国民经济的国家里，部分民族集团发起了反对飞地制度的运动，这为这些国家实行自我保护政策以维持其对生产体系的有限控制创造了条件，并使通过商业金融资产阶级或农村资产阶级与飞地部门达成基本协议成为可能。而在其它国家中，出口体系在国际投资商集团的压力面前所表现出的自身脆弱性，使上述自我保护和适应性政策形同虚设甚至根本没有出台。由此，国家从生产过程的行为者转变为外国企业的代理人，这制约了国家在经济上对面向国内市场的本国农业或矿业生产实行有效的控制。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拉美国家着手建立其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和方式，并使国外部门能够借助国内市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经济活力。同时，本国社会集团的活力也反映并促成了上述不同局面。

无论是在生产体系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中，还是在具有自身特色的飞地经济中，都明显地存在着欠发展和依附的共同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的“边缘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国外需求的减弱导致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危机和重组，因此不应忽视这一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同样，在充分分析了拉美工业化的条件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上述因素及世界大战刺激了进口商品国产化进程。(https://www.daowen.com)

这一结论很自然而明确地表明了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其政治上的“寡头”统治体系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即已开始衰落）经济的重要性；同时表明，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拉美政治社会体系的重建也出现不同的形式：

（一）建立在飞地社会经济秩序基础上的社会，以及地方农业出口和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生产体系的社会，他们克服政治、社会危机的能力是不同的。

（二）在这两种基本情况下，拉美各国生产体系的内部分化以及社会集团的重新组合，为各国社会集团在出口体系的基本框架内形成新的联盟创造了不同的条件。这些联盟的形成及形成的可能性决定了出口型“已建秩序”到底能维持多久，或者相反地，决定了“出口型体系”向另一种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等与国内市场密切相关的集团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过渡的时间和方式。

在此，有必要描绘出几条主线，以清晰地揭示因寡头政治和出口体系危机而引发的社会变革。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指出新的政治联盟的形式，也是为了明确说明国内权力体系的政治社会危机与世界经济危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