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由国家控制的社会转型时期
在经济建立在由国家控制的出口生产体系之上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阶层是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中，权力联盟（它确保了生产体系成为合法社会秩序，并保障了国家政体的形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部门的活力基础上的。该资本主义部门组织了生产和部分贸易，并在某些国家控制着国内融资渠道。可以肯定的是，为能建立一种国家秩序，资本主义部门必须与生产率低下的大庄园主和官僚—军人集团组成复合型联盟体系，而它与国外的联系客观上成就了其权力地位。应该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形成了一个民族扩张资产阶级[1]。
正是这一资本主义企业阶层的存在及其分化，以及它与代表庄园主利益的政治力量所建立的特殊联盟体系，为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新兴社会集团（它是在出口体系动力推动下产生的）的压力所导致的政治体系危机根据以下两个同步进程的强度和方式而有所不同：某一特定统治形式的巩固导致了出口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生产体系的分化。由此，城市工业经济缓慢形成，出口型经济的新兴和配套部门也得到了发展。
这样，至少可以证实两种与国家统治体系相关的具体情况：
（一）在某些情况下，或在某一时期中，某一“出口贸易”部门建立了金融体系，并垄断对外经济联系的必要条件（控制海关，或在与国外市场关系中占据战略地位），由此它可能支配整个国家，尤其是支配其他生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最有利于国家统治以阶级统治的形式出现的条件，这一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出口体系的统治阶层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统治阶层，以此表明存在着一个维护“统治阶级”（包括相互间存在着矛盾的地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大庄园主集团及相关官僚阶层等）整体利益的“阶级实体”。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资产阶级在阿根廷明显占据支配地位即证实了这一点。
（二）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能无可争议地代表整个统治体系的“阶级实体”。因此，寡头间的联合成为通常的统治方式，即由于在统治阶级内部缺少一个明显具有霸权的阶层，使得不同的农业出口部门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在国家权力沿袭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因为某几个特定阶层都可能已具备足够力量正式掌控权力中心），统治阶级各部门间精确界定了各自在国家内部的势力范围，这样，各地方权力中心的自主权得到了保障。当统治阶级中的资产阶级部门和出口部门产生矛盾时，联盟的其余成员的力量就得到增强，国家或地方权力的维系也由此转而有赖于大庄园主、地方资产阶级、军人阶层以及与之相关的官僚集团更加积极的参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与前一类完全相反），纯粹由寡头和大庄园主统治的现象更为明显，并掩盖了统治体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特征（1930年之前的巴西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特殊和极端的情况下，这两种表现更为明显。第一种情况是，当统治联盟内部其他部门的脆弱性导致在统治体系中形成一个实际上的“垄断阶级”（假设它是出口部门）时，出口部门即以统治阶级的面目出现，其扩张能力盖过了所有其他部门，或与它们建立起明确的从属关系，而非联盟关系。在拉美，这一情况恰恰出现在经济最为脆弱的国家中，因此，这一所谓“垄断阶级”并不等同于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而是指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的社会集团所控制的那些农业出口部门。这样，在同一社会集团内，寡头—大庄园主阶层以及资本主义出口部门的代表性特征都占据优势地位，正如中美洲的情况所突出反映的那样，其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飞地体系，从而使得民族部门自主制定政策的可能性日益渺茫。
第二种情况是，当统治阶级各部门之间为争夺霸权而产生对抗时，也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已不再是一种默契，而是通过协商清楚地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是主要处理对外事务的政府，而在国内，行政机构中对立的各“党派”则按部门和区域原则划定各自在国家机器内的势力范围并行使着国家职能，从而形成了政府机构中的各个官僚阶层。
应该强调的是，在拉丁美洲，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寡头和大庄园主为争得国家权力而结成联盟并在联盟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家中，也存在于乌拉圭等自19世纪起即开始经济“现代化”的国家中。在乌拉圭，因权力之争而达成的平衡使人们得以区分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红党政权就体现了其中的一种统治方式，由于存在着一个活跃的资本主义出口部门，明显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集团取得了霸权地位，这与前述的第一种情况，即阶级统治的情况相似。
另一方面，民族生产体系的多样化程度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决定转型方式的条件之一。仅从纯经济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可以指出形成不同的新兴社会集团和以不同的方式巩固统治体系（这两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三个条件。的确，如果考虑到是否存在出口经济的配套部门以及国内消费品生产体系的分化这两个重要方面，则可以肯定地说，在生产体系由国家控制的国家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条件：
（一）出口生产体系单一，并且在向国内市场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该体系并未实现多样化（如在中美洲）；(https://www.daowen.com)
（二）在多样化程度较低或根本不存在多样化的出口体系的基础上，产生了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如粮食生产达到高潮之前的乌拉圭和阿根廷）；
（三）出口体系实现了多样化，由此产生了出口配套部门，并形成了一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如巴西）[2]。
上述条件也许可以使人们从“经济”角度认识社会，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对分析社会变革的结构性条件具有决定意义。实际上，在解读社会变革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在这些经济条件下，统治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当是否存在出口配套部门被看作是一种统治（无论这一统治是以一个阶级部门将其控制强加于体系的其余部分的方式，还是以各阶级结成“联盟”并共同控制整个生产体系的方式来实现的）的结果时，建立统治体系方式上的差异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由于出口配套部门的存在与否（这与由谁对其实行控制无关）决定了劳动的社会分工方式，因而也影响着经济的内部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关系到国内市场的规模，也会影响新兴社会集团的结构。还应注意到，这些社会集团不是“经济结构”的简单、机械的产物，它们还试图发展或改变这一“结构”，来实现或维持其特有的统治方式。
因此，正是社会历史原因使得统治集团，或者通过控制民族生产体系并推行垄断生产的方式，或者相反地，不得不通过与其它地方出口集团达成必要的妥协的方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后一种可能性出现与否取决于各国民族市场形成的历史过程。显然，在一些小国更容易形成由出口集团单独实行统治的局面，在那里，国家是这一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均占有霸权地位的统治集团行为的产物；而在大国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则较小，因为那里的民族生产体系十分庞大，以致于不得不通过地区联盟的形式才能确定国家经济体系。但是，一般来说，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或明显的趋势，即一个农业出口统治集团试图强制推行单一统治和建立垄断生产机制，以确保其几近霸权的政治统治。
另一方面，经济学认为，出口行业的规模决定了是否会形成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这也就是说，多样化的出口型经济，即在建立出口配套部门方面已达到一定规模的出口型经济，为形成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的确，在出口型经济的转型期，出口经济的增长直接促进了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并刺激了国内消费。这是因为，首先，出口型经济的扩张要求一个与地方生产活动直接相联系的农牧产业；其次，无论从哪方面看，因出口生产扩大而引起的社会分工都产生了一个具有一定购买力的消费群体。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由于农业劳动力消费水平低下，因此农业生产中所雇用劳动力的数量并未对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大起到直接的重要作用，而与农牧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相关的劳动社会分工，则对国内消费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3]。
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迫使“庄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产专业化，并打破传统的劳动组织方式（在那种方式下，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由此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中心为应对更加广阔的市场，不断增强了其职能和必要的经济活动。这样，当开始致力于形成国内市场时，城市中的一些新兴社会集团逐渐形成或发展起来，如手工艺者、小商贩、专业人员以及运输、银行、教育、公共服务等相关服务行业。随着国内市场的出现，形成了第一批工业中心，又形成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起初，城市工业社会集团是因出口部门的扩张而形成的，其经济利益与出口部门的经济利益没有冲突，相反，它们是该部门的补充部分。
因此我们说，这些历史结构条件既说明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形成过程，也决定了出口型经济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内部变革的程度。农业出口商集团的联合或分化，以及部分农业出口商集团与新兴社会部门所建立的联盟推动了上述社会进程的发展。的确，寡头统治体系的危机，在那些统治集团之间已形成联合并藉此建立政权的国家里所产生的结果，与在那些未能形成这种联合的国家里，或在那些通过农业出口经济部门的非霸权阶层与新兴社会集团的联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统治体系的国家里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同样，政治架构的扩大在某些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在这些国家中，新兴社会集团通过联盟方式与寡头出口商集团的某些部门共同构筑了经济基础，并能够有效利用其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政府投资等经济政策。
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转型方式。我们将通过研究某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自身的结构性条件，来分析其尝试参与权力联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