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与进程:相互间的作用
为全面地分析发展,仅仅认识到“社会因素”是结构性制约条件或新的结构性变量是不够的,还需在下面两个方面调整思考角度:首先,要从整体上考虑发展进程中,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经济、社会“特定历史条件”;其次,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去了解和认识哪些利害冲突产生、指导或激化了各社会集团和阶级间的矛盾,以及那些使欠发展社会“迈上发展之路”的社会运动。因此,最根本的是要在强调具体的结构性条件,并突出社会运动的宗旨、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动向的同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接下来要找到一个联接点,使我们在分析社会集团的行为时,不是将发展过程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简单地叠加,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结构重点论观点,并与“历史进程”论相吻合。这里所指的“历史进程”论,并非指那些天真地强调时间顺序的重要性、要求对每个社会情况的起源和发展都作出解释的观点,而是指历史的变迁只能用赋予历史事实以内涵并因此而载入史册的因素来解释。这样,发展就成为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互动的结果,在它们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不同的物质利益和价值;它们之间的对抗、和解或征服行为为社会经济体系注入了活力。随着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将它们的利益、能量和统治强加到整个社会,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也在不断地改变。
通过对那些正在或可能指导行动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分析,变革进程不再表现为独立于历史条件之外的“自然”因素的结果,而开始表现为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利益和指导思想的集团在发生摩擦时,如何在纯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克服矛盾的过程[5]。
为了对这一日益广泛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需要寻找反映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和结构特征的因素,它们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对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前面所讲的这种研究方式,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于确定统治体系的结构模式,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理解阶级关系的活力。同时,也只有通过对统治结构的分析才能正确理解某一特定时期政治团体的组成和政治秩序的变化过程。这种理论选择的事实依据是,拉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一直都伴随着,如果不是统治结构的激变,至少也是各阶级和集团的关系和斗争的新模式的出现。因此,对拉美国家的统治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即意味着必须将内部和外部决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但这种联系决不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偶然性和分析性”的联系,更不应被视为是一种机械而迅速地由外向内的作用。后面的章节将谈到的依附的概念正是试图将一连串在某一时期同时出现的事实和情况串联起来,并通过这种串联尝试在内部和外部结构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同时,依附论认为,外部因素也影响着欠发展国家各集团和社会阶级间特定的关系模式。正因如此,才有必要着重分析依附在国内的表现,因为依附的概念是“重大偶然性”观点的典型例子,它认为特定历史关系形式决定一切,而与之相对的纯粹“机械偶然性”观点则强调外部因素对内部“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本书旨在同时解释经济进程和社会进程,因此需要找到一个理论结合点,其中经济权力表现为社会统治,即政治。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经济阶层或集团毕竟是通过政治过程来尝试建立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将其特有的生产方式强加于整个社会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阶层或集团也可能尝试与其他集团或阶层建立联盟或从属关系,以利于其按照自身利益和目标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因此,经济关系的类型决定了政治活动的范围。(https://www.daowen.com)
下面是一些表现最为活跃的问题:世界市场的经济制约因素,包括国际间的权力平衡;国家生产体系的结构及其与国外市场的联系类型;社会的历史结构面貌;分配和保持社会权力的方式,尤其是导致变革的社会政治运动及其宗旨和目标。直接分析欠发展国家或发展中社会的主要因素、进程和运动是一项艰巨而又无止境的任务。不过,确定并研究一些对理解发展的潜力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却是可行的,哪怕有些问题有其特殊性,也能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从而有助于认识整个欠发展社会的情况。选择有关发展的问题或条件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前述的综合性分析。因此,必须找到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交汇集合,以揭示出确实影响发展潜力的不同社会阶层和领域之间的联系和活力。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对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控制问题构成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发展的主轴。事实上,社会学对经济变革过程的诠释,正是在分析了危及经济和政治结构基础的社会集团和阶级间的矛盾后得出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应该对目前十分流行的“决策机制”进行分析。不过,如前所述,发展这一社会学问题远不仅限于此,还必须对统治结构和各社会阶层(因为它们对每一特定经济体系的决策和控制机制及类型都起着制约作用),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和与之确实或潜在对立的其他社会阶级或集团之间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此外,还需考虑到可能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价值取向问题。
对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理解构成了对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发展本身又常常导致社会统治体系的改变,并使生产与消费的控制体系和组织方式发生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