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计划的实施
无论新四军教导总队，还是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都是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教育方针及有关规定，以抗大总校为榜样来实施教学计划的。
毛泽东同志把抗大的教育方针集中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20]他还说过，“抗大之所以最革命、最进步，是由于它有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有革命的教职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哺育青年。因此，它才能象一座革命熔炉，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锻炼成钢，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为社会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抗日干部和共产主义战士。”[21]毛泽东同志这里说的是抗大所以名闻遐迩的原因，实际上，也揭示了它的性质和教育目的。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哺育青年的革命的军事学校，用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座革命熔炉。这要求正确地把阶级教育和民族解放教育结合起来，使它所训练的学员能够确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既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抗日干部，同时又是全心全意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也着重强调“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它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和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指示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很显然，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于新四军所有抗大分校及教导总队同样是适用的，是我们制订和实施教学计划的重要依据。新四军各抗大分校及教导总队正是由于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才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成为一座座屹立在大江南北、华中敌后的抗日革命熔炉。
正确贯彻抗大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密切联系。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战争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军队建设的需要，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的需要，分别不同的教育对象和训练要求来制订和实施教学计划。在教学实践中，讲授理论知识要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实际，部队作战的实际，学员的斗争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针对学员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善于运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富历史经验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善于启发诱导学员整理总结自身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引用实际经验来证明理论。要与前方作战部队建立联系，及时获得战局的新动向；与当地群众建立联系，了解根据地建设的新情况，运用前方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的新经验来充实理论教学，提高理论水平。还要把理论与实际相密切联系的原则贯串在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之中，而所有种种学习，目的在于毕业后的应用。
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都是新四军处于发展状态的时候创办的。前者建立于各支队改编集中、挺进敌后之时，后者成立于黄桥决战胜利，华中开辟大片新区之后。部队能否迅速壮大，大片新区能否巩固，一个重要环节是要不失时机地迅速提高原有干部，大量吸收和培养新的干部，因而办好抗大分校和抗大式的学校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课题。
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的培训对象，不外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以及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其他省市，甚至远至东南亚的新参军的产业工人、知识青年和华侨青年。
部队调来学习的学员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部分是原来坚持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和红色游击队的指战员，包括新四军改编集结时期红色老根据地转入军队工作的一些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亲身参加了土地革命，经受过长期游击战争的严峻考验，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朴素的阶级觉悟，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他们身上凝聚了红军的许多优良传统。他们是新四军创建时期各部队的中坚和骨干。但是，他们绝大多数过去没有机会上学，文化水平较低，没有受过我党我军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眼界不很开阔，对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斗争纲领和策略路线尚未深刻理解。他们需要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起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提高军政素质、工作能力和文化水平。这一部分人数量不算很大，主要是在教导总队的学员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然而，对他们有计划地轮流进行培训，却是新四军创建以后顺利完成从实行土地革命、打倒蒋介石的内战时期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新时期这一战略转变的重要步骤。正如毛泽东同志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22]
从部队调来的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新四军进入江苏、安徽后参军的新干部。他们有的在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工作过，有的参与了当地的抗日斗争，也有的是投笔从军的知识青年。他们已经参加过战斗，经过敌后游击战争的锻炼，有了一些部队工作的实际经验，又富有朝气。他们是我军的新鲜血液，同样需要接受比较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更好地理解我党我军的政治纲领和优良传统，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干部和共产主义战士。
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的学员大多数是来自上海和各地新参军的青年。他们之中也有两种略有差别的情形。有一部分是党组织有计划地向新四军输送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其中有些是因为在工作中暴露了政治面目经党组织决定转移到新四军工作。他们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影响和党的培养教育，在工厂、学校、进步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历过斗争的洗礼，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有较高的活动能力。但他们同样没有经过党和军队的系统训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只能说懂得一鳞半爪，更缺乏军事知识和武装斗争的实践。他们也需要有一段时间重新学习，理解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事方面的战术、技术知识，熟悉新的斗争环境和工作任务。这些同志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能够起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很多人来了不久就成为学习中的骨干。
另一部分学员是从敌占区、国统区，甚至港澳、东南亚远道慕名而来，或者根据地内报考录取的爱国青年。他们多数是工人和学生，也有职员、店员、教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关心时事，多少了解一些共产党的主张和新四军的事迹，愿意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不少人还是依靠党组织的支持、帮助才得以冲破各种阻挠来到新四军。但他们对革命的道理懂得不多，大多还只是钦佩、仰慕共产党，尚未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至于军事方面，他们与新参军的前一部分人一样，完全是新兵，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战争时期办学，部队迫切需要，学员面广而水平参差不齐，加上皖南接敌区和苏北敌后不时遇到敌人“扫荡”、以及需要对付国民党军反共武装摩擦的动荡环境，决定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以至华中总分校教学方面的一些特点。例如，学制很短而且常受战事影响和干扰，教学条件只能因陋就简，而教学内容需要军政并举，注重应用；教育方法上采取多种形式，强调因材施教，等等。自觉地掌握这些特点，从实际出发，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各种不同对象的学员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抗日军人和新四军干部，在思想、政治、军事以至文化诸方面比原先明显地提高一步。记得1942年1月4日庆祝抗大华中总分校成立的干部大会上，作为训练部长，薛暮桥着重讲了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问题。陈毅同志在讲话中提醒说，抗大是军队办的学校，学员来自部队或者毕业后将要分配到部队去工作，他们是要带兵打仗的，所以，既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也应该注意加强军事训练。陈毅同志的这一番话富有教益，对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执行抗大的教育方针很有帮助。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总的要求是贯彻教育方针，有重点，少而精，根据各队不同的培训对象而分别确定不同的具体要求。教导总队和五分校以及后来的总分校，都是以军事队和政治队居多，其他各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种性质的队。如工兵队、机炮队、参谋训练队等属于军事队；女生队相当于政治队。凡是军事队，以军事教育的课程为主，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比重一般为7∶3。政治队以政治教育的课程为主，比重倒过来，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一般为3∶7。上干队的情况不同一些。除了总分校的上干队分别编成军事队和政治队以外，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的上干队大体是军政并重。教育比重的课时分配按每周五天半计算。即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上午会操或演习，这半天也作为军事教育时间。
此外，各期都有几个队有一部分学员文化水平较低。不到初中程度的学员需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补习文化。提高文化成为接受军政教育的前提。我们力求做到每个毕业的学员能够具有初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懂得一些基本的算术和自然科学常识。
政治教育包括锻炼党性、整顿三风的思想教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时事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教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或政治常识的理论教育；以及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党的工作教育等几个方面。这些教育渗透在学习期间的各项活动中，有一部分内容设置正式课程，其余的通过专题课、报告会、自学文件、读报活动、日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来进行。
在各个军事队，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主课。《社会发展史》从人类起源讲起，阐述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及其依次更替，资本主义社会为何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门课帮助学员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而树立或者巩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时流行一句开玩笑的话，说学社会发展史是讲猴子变人；既然猴子还能经过劳动进化为人，难道人类还能不向前发展进步吗？尽管这种通俗的语言在科学上并不准确，但它说明学员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课程之后，将会在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历史观点等方面有所收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革命化。
《中国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内容，原先在教导总队初期开设《统一战线》课程。后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讲义传到皖南，才把课程定名为《中国革命问题》。这门课程讲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基本内容，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特点等各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和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统一战线，等等。这有利于提高学员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正确理解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增强革命的自觉性，确立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巩固革命必胜的信心。
在政治队，政治课还要加一门《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课，也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队开了哲学课。政治经济学帮助学员进一步理解阶级和剥削的实质，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规律，认清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前几年，有一位在教导总队学习过、如今已是军一级的负责同志看望薛暮桥，谈起当年上政治经济学课的情景。他说，自己是个工人，从小就当学徒、工人，生活很苦；抗战后参加了新四军，到教导总队学习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却不懂得什么是剥削，总以为资本家给工资养活了我，哪里晓得还有剥削剩余价值的“奥妙”。听了政治经济学课才恍然大悟，深受启发。
培养连级政治工作干部的队，要增加《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等课程。各个政治队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队还有一些专题讲座性质的课程，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问题》、《民运工作》、《敌军工作》等等。(https://www.daowen.com)
政治课的教材，一部分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和抗大总校传来的讲义，大部分是依靠自力更生，自己编写的。有的课先编教学大纲，讲过一、两次就形成讲义。以后继续修改。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第一本教材是在皖南教导总队的讲稿，曾在香港出版。1941年在反扫荡中不能上课，利用行军间隙进行修改。薛暮桥还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它与经过修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被新四军各抗大分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等地出版。其中《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刘少奇同志审阅决定，作为高中的教科书，影响较大。
军事教育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和战术课为重点；而在战术课中，又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各门课程是讲授、演习和日常的操练结合进行的。大体上，每个政治队都有四、五门军事课。军事队则要增加专题军事课和各门军事课的教学份量、操练演习时间。各队都要学的一般军事课有：（1）每个军人必须遵行的共同条令。由于当时还没有系统制订完备的条令，主要学制式教练以及有些初具雏形的规定，如内务条例和军队纪律。（2）单兵战斗动作。学习各个跃进，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投弹要领，以及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3）战术训练。包括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退却、追击等。（4）战术理论。有行军概则，宿营概则，遭遇战斗概则，进攻战斗概则、防御战斗概则，夜间作战概则等。（5）游击战术。
另一门主课是讲授和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主要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要求营以上干部多学一些，连级干部学主要内容；班、排级干部结合其他课程讲授要点，不作为专门课程。
军事课还有《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专题课，作为相应的队必须学习的军事教育内容。
军事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操练和演习。全校每周星期六上午要集合起来大会操，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进行夜间战斗演习。每一期还有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演习，有几期在毕业前还举行过团的攻防对抗演习。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23]新四军军直抗大分校及教导总队教员的阵容相当强。这首先是因为军首长和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关心培训干部，亲自讲课。在盐城时期，陈毅同志在军部干部大会上讲皖南事变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报告，抗大五分校很多干部都去听了，有一部分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讨论的内容回来及时向学员们作了转述。不仅如此，陈毅同志还到五分校来作时事报告，回答干部、学员们提出的问题；赖传珠同志讲授了《游击战术》。在皖南，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粟裕等同志也到教导总队来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专题报告。军政治部的几位部长讲课较多，组织部长李子芳讲《党的建设》，宣教部长朱镜我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基础》，敌工部长林植夫讲《敌军工作》，统战部长夏征农讲《统一战线》，秘书长黄诚讲《青年工作》等。教导总队和五分校的负责人，冯达飞、余立金、薛暮桥、冯定、谢祥军、谢云晖等同志也都讲课。讲得多的有：冯定主讲的《哲学》；薛暮桥主讲的《政治经济学》，最多要同时给三个队分别讲课，或集中上大课。
教员的配置由训练部、处主要负责。军事课和政治课都有主任教员、驻队教员和集中在训练部、处机动讲课的教员。一般情况下，大队有军事、政治主任教员，队有驻队军事、政治、文化教员。有的队驻队军事教员由队长兼任；也有的教员要兼管两个队。知识青年的队不设文化教员。各队还配备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干事。在教员讲课后、学员讨论时，由教育干事进行辅导。
在教导总队初期，政治课有两门课设置了课程的主任教员：《社会发展史》是张崇文，《统一战线》是夏征农。抗大总校派出加强五分校的华中大队也配备了军事主任教员杜剑华和政治主任教员孙达生。担任过主任教员的，还有陶白、姚耐、陈一诚、王淑明、袁慕华、石坚、方克等同志。
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都拥有一批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等地从事救国运动的社会著名人士担任专职或兼职的教员。如李一氓、夏征农、罗琼、张崇文、钱俊瑞、石西民、徐平羽、陶白、朱镜冰等。
当时从军首长起直到队里的干部对教员都是很尊重的。教导总队初期曾经有少数老红军干部对重用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或多或少流露过某些不满的情绪。总队部和军部的领导同志很快注意到这种倾向，召集了干部大会，由袁国平同志主持，他讲话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同志在讲话中还从新的角度指出，在教导总队应该提倡尊师重道”。尽管那个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员每人每月只发一元五角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月只发四元津贴费，对教员还是给以照顾，发一点讲课津贴。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位，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十五元，可以算得上是“优厚待遇”了。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在生活待遇这些事情上，重要的是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付以重任，关心并迅速解决入党问题，而且在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树立了一种相互尊重、团结融洽的气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同志之间的真诚亲切的革命友谊，都往往会为之激动不已。
在实施教学计划的过程中，采取良好的教学方法是我们一直努力关注和探索的问题。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不但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社会经验和思想意识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因材施教，把他们编在不同的队进行不同的教育。对于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地进行总结、推广，并逐步使之制度化。教学方法上所力求掌握的基本要点，是贯彻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育与作战的联系、所学与所用的联系的原则，提倡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教育方法，反对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教育方法。启发的方法要求将学员自学与教员辅导适当结合，教员讲课后提出问题，引导学员自己思索钻研，作出结论，而不是教员夸夸其谈，学员死抄硬记。教员根据在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针对他们的思想情况来修改和补充教育内容。研究的方法是提倡自由思想，追求真理，发扬学习中的民主精神，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反对武断盲从、思想统制等强迫方式。实验的方法，是把学的理论拿到实际工作中或从实际经验中去检验、证明，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学习。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每开一门课程，要实行教员备课制度。首先，教员在教育干事的协助下，通过与学员个别谈话或举行座谈，了解掌握学员对这门课程原有的基础，关心的问题，以及教学中可资引用的为他们所熟悉的材料。然后，由训练部、处或主任教员组织试讲，邀请讲这门课程较有经验的教员参加，一同改进讲课内容和提出注意事项。
讲课时实行课堂讨论和回答制度。由教员自己掌握，在每次讲课时留下一些时间让学员提问，教员答复；或者由教员提问，要学员答复。也可以在这门课程的某一单元讲完之后出题，开会组织讨论。这个方法便于帮助学员加深理解，抓住中心，而且师生之间对答，平等地讨论交流，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讲课后实行辅导制度。这由教育干事负责。辅导办法可以是上辅导课，起复习作用；也可以专对程度较低、不很理解课程内容的部分学员进行重点辅导，帮助学员消化教员讲的内容，回答某些疑难之点。
还有一些主要由学员自己组织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学习方法。例如出墙报介绍学习笔记、学习心得，举行问答晚会、猜谜竞赛等等，鼓励学员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来复习功课，加深理解。
文化课也与政治时事教育相结合，通过文化课提高部队来的学员的政治时事常识。许多军队老干部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中国、日本、苏联和欧洲各国的地理位置，加深了他们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感到顿开茅塞。
如上所述，由于在军部的领导下，正确执行了中央制订的教育方针，对不同对象的学员明确了不同的培训要求，按照军政并举、各有侧重和少而精的原则规定了各门必需的课程，又拥有一批较高水平的教员，采用了从实际出发的、多样而生动的教学方法，应该说，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的教学实践是成功的，有成效的，教学的质量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陈毅同志曾在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评价过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所起的作用，说它们“就象春风满园的苗圃”，为各分校培养了许多师资，也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