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
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曾经也是承袭了过去的传统，而不曾客观的来检查过。我们对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重新考虑，是在这样几个原因之下：①我们进入了苏中，教育工作是要在战斗环境中利用机会来进行，时间得来不易，因此如何使教育更合理，更有作用，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②学校环境与当前斗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群众的）更密切、更直接，实际上促进我们对教育上的反省。③在苏中我们遇到过去在盐城亲自训练的一些学生，工作无办法，思想无转变（虽然很少），使我们想到教育上的效能须重新估计。④前方同志对我们反映“抗大毕业学生不切实”的意见，使我们很好警惕。⑤特别今春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促成我们对过去教育做一较全面的检讨：
我们过去教育方针有这些缺点或错误：
（1）全盘方针放错了。我们曾经根据华北和华中一些学校的经验，提出抗大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中心，政治教育以思想教育为中心，而所谓思想教育又是放在比较抽象的原理原则和条文上。
（2）对业务教育不曾明确提出，尤其抗大是一个军事学校，我们不曾特别强调军事业务的学习。
（3）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把文化教育缩小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把文化教育看为简单的追求识字，硬化为政治上的标语口号，而不曾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是一切军政理论学习的必要基础。
从这一方针出发所制订的教育计划，一般我们认为有如下缺点：
（1）理论教育压倒一切，计划庞大不切实际，名目繁多，好高骛远，其实纯系主观决定。
（2）文化教育被抹杀，仅认为是唱歌、识字，因此文盲现象始终不能彻底消灭。
（3）政治教育不适合思想发展过程，完全是倒转的、逆行的，一般都是从社会科学讲起，其次是马列主义，中国问题，统一战线，最后附带讲些实际工作，如民运政工党工等。从原始共产社会兜了许多大圈子才匆匆忙忙讲一点如何做支部工作群众工作的问题。有的甚至这个圈子永远兜不回来，离题很远就匆促毕业。这真是从理性知识到感性知识的做法，对工农同志思想的自然发展完全不适合。而对知识分子也许投其所好，但更助长其脱离实际的畸形发展。
（4）教育计划的制订，完全是先天的，学生未进校，计划已做好，可说是“不顾对象”。而计划一般又是公式的，皖南、皖北、苏北、江南，甚至全华中可说大同小异，甚至各教导队同各分校一模一样。
（5）军事教育缺乏中心，采取平均主义，一般从单个动作到兵团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学，以至战略指导等等，或为三小时，或为四五小时，或为七八小时，或为若干小时，样样都学，而样样都不曾学到。而且计划中，课堂多于野外，讲解多于动作。
（6）计划时间太短，而且不是以时间就教育，相反是以教育就时间，时间完毕（不管如何完毕）就叫计划完成，但实际上则远未完成。
（7）理论与实践脱节，所学与所用不联系，我们认为主要的就是由方针与计划上的错误而来，教授方法只是次要的。
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过去的方针和计划都完全错了，没有一点好处。不是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和计划都是宣扬真理，都是为革命的实践服务，过去曾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收到极大的效果。我们今天为了适应革命的发展，要求更进一步，因此不能不纠正其中尚存在的许多弱点，求得教育工作有更大的开展，与更多的提高。
在我们认识了上述的缺点后，特别在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颁布后，使我们在方针上得到了明确的转变，因此教育计划的制定也有显著的进步。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明确指示，更具体地把我们的教育计划放在下列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上：
（1）教育必须放在斗争的需要上，斗争需要又可分为一般的需要与当前的需要。比如在军事教育上，为了满足一般战争的需要，我们要教育一般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为了满足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必须教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套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而在今天我们深处敌后与敌人做极残酷极复杂的斗争，在军事上又必然要采取特殊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在政治上亦复如此。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我们要改造中国，必须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我们今天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又必要研究建立根据地的办法。文化教育从识字到高深的自然科学，都各有其不同的需要与不同的要求。我们的教育如果脱离了这些要求，便变为一文不值。但要今天的教育能完全满足这些需要，又纯系幻想。我们认为这些需要中有此时此地的需要，也有彼时彼地的需要；有现在的需要，也有将来的需要。我们的教育便应抓紧此时此地的需要，尽可能涉及彼时彼地的需要。应抓紧现在的需要尽量向将来发展。否则不顾中心，平均去做，一定要落空。
（2）我们认为除了照顾斗争需要之外，还要照顾到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及其接受程度。这点也往往为我们所忽略。资本论是好的，对一个经济学教授很有帮助，但对一般人是很不适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有价值的，对一个物理学家很有益处，但对一般人是不能懂的。大米饭，红烧肉是很好的，但对一条牛说来是不合适的。我们常常说这样好，那样重要，因此我们教这样，教那样，但总不为被教育者所接受、所了解，以致弄到“教者谆谆，听者藐藐”。其唯一原因便是只顾自己，不顾旁人。我们始终认为教育是一个艰苦的认识过程，教育的发生作用，首先必须通过被教育者的全部认识过程。这一关打不破，教育同“用”便发生不了关系，而这一步，便是被教育者的心理与接受能力问题。
根据中央的方针和上述两个基础，我们今年教育计划的改进有几点值得提出：
（1）在时间的支配上，基本执行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了业务，增加了文化教育时间，改正了过去课程分配的不合理。
（2）教育计划比较具有弹性：①学生毕业以实际时间计算，而不以一般时间计算，在一般时间当中要除去损耗时间，就是说要以时间来就教育。②在整个教育计划中留一部分时间做专题报告，做为自由伸缩的余地，如正课不能上完，还可利用。③教学时间延长至十月到一年。
（3）政治教育上强调与实际联系，强调统战政策，根据地具体政策。苏中军政党委扩大会的总结我们正式上课。华中局的报告由师的首长传达了几天。苏中八大任务与本军十大制度我们都列入课程。建军工作亦选教。整风教育与时事教育亦提到被重视地位。政工党工成为业务重心。社会科学，中革史取消。
（4）军事教育计划一般已能做到按照具体对象，确定教育的中心与要求。比如，连级军事队，从单个动作到连的动作，以连的动作为重心，到营的常识。大胆取消了许多科目，选择与当前军事斗争有直接关联者加重其份量，敌人战术特点同我们对策编入正式课。重视夜战、近战，每周增至两次至三次。野外演习时间占三分之二以上。坚决取消战略问题，个别教员提议教战争论受到拒绝。
（5）文化教育上扩大了范围，以国文为主，算术次之，逐渐及于中国史地与自然常识，并注意到课程进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