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队中的母女和姐妹同学
在抗大五分校，直属校部领导的女生队甚为引人注目。苏北乡亲们亲切地称呼她们是“新四军的女兵”。
女生队第一学期是一个队（连建制）；第二期曾酝酿扩大为一个大队，因迎接反扫荡未成。女生队学员大都来自上海、南京、杭州、乃至香港等大城市；也有来自苏北地区的女学生。她们都具有爱国热忱、追求真理、要求进步，拥护共产党，热爱新四军，并愿意献身于神圣的抗战事业。
凡是来到抗大女生队的，要脱下旗袍、便装和高跟皮鞋，换上灰布军装；要过集体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生活。她们吃、住、上课、出操等活动，都在校部中心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和一处广场中。
女生队的指导员名叫张西蕾，她是位敦厚持重、耐心温和、戴副黑边眼镜的高中师范的学生。队长名叫钟屏。支部书记名叫王丽英，也是学生出身，是来自上海地下党的干部。她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优秀共产党员。有这样较高水平的妇女干部，来领导女生队，组织上是信任又放心的。
每天早晨，起床号或是哨音吹响后，女生队学员漱洗完毕，有的徒手、有的持枪（每班有步枪一、二支），到广场上集合跑步、操练。由左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值勤排长带队跑步，边喊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广场上一阵阵清脆响亮的女高音，迎着东方的曙光和朝霞，震荡回旋在盐城黎明的上空；也震荡着她们一心要拯救祖国危亡和谋求中国妇女解放的心灵之中；更象是决心把日寇驱逐出国土，而呼唤出发自肺腑的最强音！
抗大校部非常关心这些妇女学员。为了帮助她们健康地成长，特地派出优秀的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为她们教授军事知识，讲解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政治部宣教科经常派干部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她们的精神生活显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课余团聚，笑声朗朗。她们在革命大家庭中生活得很愉快而又幸福。
女生队有一对母女同学和两对姐妹同学，尤为引人注目。母女同学的母亲，名叫杨桂芳，年约四十来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女儿只有十八岁，大家都叫她小陈。小陈娇小稚态、招人喜爱。母女俩同被编在一个班组里，而妈妈就是班长。
杨桂芳性格沉着自信，善于思考；小陈则是天真活泼，稍带娇气。女儿贪睡，早晨爬不起，总得由妈妈喊叫催促。女儿背包打不好，绑腿布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一跑步就散了，急得小陈有时要哭鼻子；又是妈妈边安慰、边耐心地帮助女儿打好背包、裹好绑腿布。班里、队里女同学都热情帮助与鼓励小陈，她才逐步地适应了新生活，树立起信心，增强了毅力。
战争年代生活比较艰苦。抗大学员虽然每日三餐，吃的却是粗粮，多数是高粱面、玉米粉、山芋干、大麦碜子（大麦的粗制品，有些刺喉咙）。女儿小陈往日里吃惯了米饭和配口胃的菜肴，一下子改变为杂粮粗菜，感到吃不消。下饭菜多是老韭菜、青菜、老咸菜、老南瓜、土豆，有时是辣椒和萝卜；盐多（盐城盛产海盐）油少，更难下咽。女儿边吃饭、边皱眉头，总是“望饭兴叹”，有时还会暗中流眼泪哩！
妈妈一面心疼女儿，一面还要现身说法地做女儿的思想工作：“来抗大之前，你不是说好的：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危险都不怕吗？怎么，一碰上困难就闹情绪啦？动摇了？妈妈比你年纪大，为什么妈妈能做到的，你年轻人倒反而做不到？你这种表现，叫我这个当班长的怎么向领导汇报？你实在熬不过，还是回家吃老米饭去！省得给妈丢脸！……”
女儿一听就急了。她抱着妈妈的头撒娇地说：“妈妈不要撵我走，我怎么能够丢下你呢？！以后，我一定向你——妈妈班长学习，什么困难都不怕，决不给妈妈丢脸！”妈妈听了心里一阵热，她紧搂着女儿说：“你是妈妈的心上肉，妈妈也离不开你呀！我们一起来参加革命，就要坚持到底！半路上当逃兵是最可耻的，懂吗？我的好女儿！”女儿边流泪，边点头，悄声地对妈妈讲：“妈妈，我懂了。……”母女俩搂抱得更紧了，妈妈也流出了喜悦的眼泪。
听女生队指导员张西蕾同志讲：女儿小陈在党支部的关心和妈妈的关心下，终于闯过了生活关。后来，一听到吃饭的哨音，小陈大口大口地吃得又多又香；身体壮实了，面色也红润了。妈妈见到女儿的转变和进步，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妈妈还说要和女儿展开“学习、吃饭”两竞赛呢，一时传为美谈。由于母女俩表现突出，她们母女经常是队里和领导上表扬的对象。
另外，女生队中有两对姐妹同学，也是使人注目的人物。一对叫施勇、施群；另一对叫俞仪凤、俞仪铨。施勇与施群，据说出身于书香门第，姐妹俩都是学生。俞氏姐妹据说都是工人，出身于劳动家庭。她们俩对姐妹，都来自于大城市——上海。
对施勇的印象，由于时隔四十多年，已经难以追忆。朦胧强记，只觉得她文静娴雅，沉着好学。而施群（后改名为鲁纳）由于接触较多、印象犹深。当年，她是一位天真无邪、美貌出众的十七岁姑娘。她总是笑靥常开、礼貌待人。她们的身世怎样？又是怎样来到抗大女生队的？还是听听施群（鲁纳）自己的声音吧。
世上的人们，大都有过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重要时刻。1940年的秋天，对于施群来说，就是决定她一生命运——投身于革命的重要时刻。……(https://www.daowen.com)
施群的故乡是浙江宁波。她六岁那年，来到上海姨母家上学。“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了上海。日寇在上海横行霸道，激起了上海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慨。在上海地下党的影响教育下，一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私底下传阅着革命进步的书籍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史》等等。同时，响应党和进步团体的号召，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捐款、义卖、制作寒衣支援前线等抗日救亡活动。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前方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报效国家，参加抗日战争的行列。在地下党“参加新四军，抗日打鬼子！”的号召下，它象火炬点燃了施群心中的爱国火焰。经地下党的帮助教育，施群在十七岁那年，就决心离开上海孤岛，投奔久已景仰的新四军。
在194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曙光初露，当家人尚在沉睡之中，施群却怀着一颗激动而紧张的心情，穿衣起床，来到了花园。她走过花园中的林荫小道，再穿上皮鞋，就奔出大门，直往“祥生”汽车公司奔跑。当她见到几天前约好在“祥生”见面的姐姐施勇时，高兴得连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地下党的同志，连忙把姐妹俩用汽车送往北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只见到处布满了鬼子兵，空气十分紧张。正当姐妹俩准备上车时，突然有两个鬼子兵硬把她俩拉出，在各自的手臂上强行注射了一针什么防疫剂。她们只好忍受，只是急于上车赶路要紧。当她俩挤进车箱，回首月台时，只见地下党的同志，正以亲切关怀的眼神，目送着她俩乘坐的火车驶出车站，而后才默默无声地离去。
她俩本应到丹阳下车，去找小河镇上一个秘密联络站，先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再设法过江到盐城抗大五分校。可是，车到无锡就停开了，她俩只好在无锡下车。而后，再找到开往常州的轮船码头。她俩终于上了一艘小火轮。船上只能容纳三四十人，多半是跑单帮（做生意）和走亲访友的。由于她姐妹俩心中有“事”，默默地坐在船舱里不敢开口，生怕“祸从口出”，招来意外和麻烦。
当轮船经过一个码头时，有人说鬼子兵要上船搜查。船上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不久，果然一群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带着伪军上船搜查来了。鬼子兵叽哩呱啦的大声喊叫，伪军说：“统统上去，进行搜查！”大家无可奈何，只好上岸。这群强盗在船舱里恣意地对乘客的衣物箱子乱抓乱翻；有的鬼子还用刺刀乱砍乱戳，乘客们圆瞪怒眼，敢怒而不敢言。鬼子伪军又回到岸上，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乘客，对被他们怀疑的对象搜身。搜完身才准许乘客重新回到船上。
眼看太阳西沉，夜幕即将笼罩大地。施勇施群估计一、二个小时后，轮船即将抵达常州。可是一想到两个不满20岁的姑娘，要在兵荒马乱、举目无亲的常州留宿过夜，一种焦虑与恐惧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毕竟姐姐施勇要成熟老练些，而且，她还具有能观察出好人与坏人的本领。施勇便用上海话悄悄地对施群耳语：“侬注意到吗？坐在阿拉（我们）对面，穿布衣服的母女俩，看来是规矩的好人。今晚在常州过夜的事，让我来和她讲讲，试探试探看，侬看哪能（怎样）？”施群嗯了一声，点头表示赞成。
施勇便向母女俩凑过身去攀谈起来。说她姐妹是到小河镇探望亲戚的，路过常州天黑无处留宿；外面又乱，是否可以在你家借宿一夜？那位和善的中年妇女，见一对小姐妹端庄正派，态度诚恳，她出于同情就一口答应了。只是说，她家离常州市区尚有十几里路，往返不便。她有个弟弟在常州市内一家旅馆里做事，可以由女儿陪伴俩姐妹去投宿，保准安全方便。施群姐妹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八时左右，船到常州。施群姐妹告别了那位中年妇女，跟着她的女儿去找她舅舅的旅店。姑娘的舅舅为三个姑娘安排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台子、二只凳子；还有一张床，上面罩着一顶四方墨黑的蚊帐。
施群姐妹一天在紧张忙乱中度过，竟忘了吃东西。临睡前，才感到饥肠辘辘。于是，便向姑娘的舅舅买了一些饭菜准备充饥。突然间，她们听到旅店门外人声嘈杂，还听到“咔嚓咔嚓”杂乱的皮靴声。三位姑娘一阵恐慌，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她们惶恐不安之时，姑娘的舅舅悄悄来对她说：旅店里来了一班子伪军，快快熄灯，要加倍小心。姐姐施勇头脑活络，她对姑娘的舅舅恳求说；等半夜里伪军睡着了，就请把她姐妹送出店门赶上码头。那位舅舅看看自己的外甥女，又看看一对可怜的上海姑娘，许是动了同情之心吧，就一口答应，离开了房间。
姑娘的舅舅走后，她们已无心吃饭，赶紧吹灭腊烛，和衣钻进了又黑又脏的蚊帐里，挤在一张床上。肚子虽饿，只好忍着。三个姑娘象沙丁鱼一样，横排地躺在床上。翻来复去，不敢合眼；还不时竖起耳朵，注意观察外面的动静。只听见那班花天酒地的伪军，先是划拳喝酒，而后是“噼噼啪啪”地搓麻将牌，不时掺杂着邪笑声、辱骂声和下流的戏谑声，一直折腾到深夜。
施群姐妹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才听不见那班子酒鬼、赌鬼的声音。三个姑娘摸黑起床，轻轻开了门，在柜台上找到舅舅，算清了膳宿费用。舅舅点亮一盏灯笼，由常州姑娘伴同，把施群姐妹送上去小河镇的轮船码头。姐妹俩再三向常州姑娘和她娘舅表示感谢，最后才依依惜别。
在那暗无天日，豺狼当道的敌伪统治区，施群姐妹竟然萍水相逢，遇见如此善良而又乐于助人的母女与娘舅，真是幸运啊！可惜，由于心情紧张，行动匆忙，姐妹俩竟忘了打听那位常州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临别时，姐妹俩只给常州姑娘留下一张照片和一双女式皮鞋为纪念。全国解放后，施群一直想打听常州姑娘的下落却毫无音讯。至今她还深感内疚和遗憾哩。
姐妹俩在轮船码头，一直等到天亮，才挤到一条民船上，总算到达了小河镇。她俩在镇中心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小酒店。出来一位姓赵的地下交通员，让她姐妹到里屋坐。不一会，来了一位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服务团的团长，后来才知道他叫朱哲夫。大家一见面，就象见到亲人一般高兴。
朱团长说，此地不能久待。他帮助姐妹俩拎着皮箱，步行了几十里路。朱团长在路上对她俩说，半个多月来，差不多天天派人到小河镇码头等候俩姐妹。时时担心会有什么情况变化，就在刚才还有人去过码头等候俩姐妹哩！施群姐妹听了很受感动。当晚，服务团特地为俩姐妹举行了欢迎晚会。她俩第一次看到部队同志表演了不少好节目。为了表示感谢，施群姐妹也合唱了一首《渔光曲》助兴，表表一份感谢的心意。
不久，“江抗”的东峰同志受指挥部的派遣，负责带领痊愈出院的五位伤病员和施群姐妹，由一个地下交通员带路，过长江去苏北指挥部。
在一个黑夜，他们一行八人，悄悄地坐上两条木船，开始偷渡长江。为了躲开敌人的巡逻艇，他们绕着水路走。第二天早晨，抵达江北彼岸。经过泰兴县再到黄桥镇。那时，新四军刚打下黄桥。一行八人在黄桥镇上，到处听到章枚同志谱曲的《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嗳；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同志们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嗳！”那种充满必胜的信念和深厚的军民鱼水之情，深深地感染了施群姐妹一行人的心。
东峰同志与抗大五分校驻黄桥办事处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决定一行人先在黄桥休息两天，再经海安、东台到达盐城。那时，部队招待所的条件很差。当晚睡觉盖的被头，要自己动脑动手解决。东峰算是灵活有办法的，他不知从哪里借来几条又黑又脏的破棉絮。施群一看心里直恶心，真不想盖它，何况又是睡地铺！她想：只要和姐姐挤一晚上，暖和暖和就可以熬过去了。……
没料到，苏北秋天的深夜，气候很冷。施群穿了件旗袍，一件毛线衣，半夜里冷得实在吃不消。她只好咬咬牙把破棉絮往身上挪过来御寒。这时，她想起《西行漫记》里，关于描写红军跋山涉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想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挺过来的精神。她抚心自问：难道自己连这么一点生活上的困难都不能克服？想着想着，施群就觉着身上盖的旧棉絮，好象比丝棉被鸭绒被还要暖和呢！她想：这就叫做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了吧？于是，她带着笑意进入梦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早晨，施群姐妹终于到了目的地——盐城，经过校部队列科报名填表，施勇施群被分配到女生队学习。东峰先分配在二大队七中队，后来，又转入五中队。
第二天一清早，施群姐妹就脱下旗袍皮鞋，穿上新四军灰布军装，系上皮腰带，打上绑腿布，换上了布鞋。姐妹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理顺头发，戴上军帽，又拉挺衣角，那种英姿飒爽、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气派，她们都发出内心欢乐的微笑。她们暗自庆贺自己梦寐以求参加革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历史是很好的教科书。施群姐妹经过抗大学习与锻炼，奠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施群在抗大一段学习生活，是她一生中不能忘怀的经历。虽然四十五个春秋已经悄然而逝，可是不论物换星移，往事如烟，而在抗大的一段生活史却象一座历史的里程碑，将永远矗立在她们的心间。它在时时鞭策，催人奋发，不断前进，迎接明天！
女生队中的另一对姐妹同学姓俞。姐姐叫俞仪凤，妹妹叫俞仪铨。姐姐长得高大丰满，性格开朗，为人豪爽，颇具几分男子气质；妹妹身材较矮，性格内向，温和谦虚，娟秀和霭，姐姐爱护妹妹，妹妹尊重姐姐。她们出身于劳动家庭，是在上海工人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好姐妹。俞氏姐妹不论在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待人接物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不久，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俞氏姐妹不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而且还有丰富的文艺细胞。俞仪凤身材修长，有一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她能说流畅的北京话。她多次被邀请参加抗大政治部文工团演出话剧，并获得好评。后来，姐妹俩毕业后，双双参加了抗大政治部文工团戏剧股工作。俞仪凤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俞仪铨则甘心埋头做好后台的服装、道具等后勤工作，充当无名英雄的角色。由于她姐妹俩工作认真，成绩显著，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称赞。
凡是来到抗大学习的女同志，都是抱有决心、投身革命的。她们的家庭（主要是父母），多半是支持，或并不执意反对的。可是，也有极少数的母亲舍不得女儿走，私心重些，摆脱不了旧思想的束缚，不愿女儿“远走高飞”。甚至还有个别的母亲，特地从上海跑到盐城抗大来，想拖女儿后腿，拉女儿回大城市去“享福”。
有位女同学，父亲经商，家庭比较富有。她的母亲就是坚决反对女儿当“新四军女兵”的一个。她不顾路途遥远从上海赶到盐城，想动员女儿回家仍然当“小姐”。校部对这位母亲的到来，热情接待。了解她是老板娘，在上海吃惯了大米，用大米饭和炒肉丝等菜肴来招待她。可是，这位老板娘执意要上馆子。请她住招待所，她却一定要和女儿睡在一起。
这位老板娘每天每夜对女儿唠唠叨叨地念“回城经”，说什么：“你是千金小姐呀，吃这种苦头作啥？在家时，冬天窗户有条缝，你还要用纸糊上呀。这里的窗户玻璃都碎了，西北风这样大，侬吃得消吗？每顿饭吃的啥东西？这种苦头，侬吃得消么？”老板娘的耐心真不错，她对女儿念了七天七夜的“回城经”和“叹苦经”。说也奇怪，过去的上海千金小姐，来到抗大学习后，变化可真大。虽然吃住用物质生活艰苦，思想认识与精神境界却大大地升华了。无论母亲说得天花乱坠，女儿居然毫不被母亲的感情所动摇。相反，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和态度更坚决了。
这位老板娘总算还有点自知之明，看看无法挽回女儿的心，又见女儿的身体、精神远比在上海时壮实得多，也就放心地回上海去了。临走时，她送给女儿一个金戒指说：如果以后想回家，就把金戒指卖了当路费。这位老板娘哪里知道，一个金戒指也难买到女儿一颗参加革命的心啊！就在母亲走后，有觉悟的女儿就把金戒指上交给党支部，作为救济灾民的捐献。
后来，这位女儿终于被党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干部。上海解放后，女儿曾回到上海娘家探亲。全家为女儿成为国家干部而引以为荣，母亲更是为女儿成材而由衷地欣慰。她逢人便说：“阿拉的囡[5]就是有志气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