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教导总队女生队（即八队）的驻地在张村。它靠近总队部所在地中村，是由中村去云岭的必经之地。它处在四面环山的一片小平地上，是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就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女生队的队长于晶同志是一个身材修长，外貌严肃庄重，对人诚恳的青年女干部。当我们知道她是从延安抗大总校分配来此工作的时候，增加了对她的尊敬。她一口江苏口音，更引起我对她的亲切之感。她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个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人。副队长乐群、支部书记王仪都是对人热情亲切的好干部。排长骆平、李桂英、何子友等是老红军，她们都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传统，亲切关怀着我们这些从上海、浙江、安徽等地来的年轻姑娘。我们就在这些干部的带领下，组成了融洽和亲密的革命集体。

八队共有三个排。我编入二排四班。班长宗瑛同志是上海的纱厂工人，地下党的老党员。我和她是一起从上海到皖南来的。我被选为四班副班长，即学习组长，这大概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又戴了一副眼镜的缘故吧！

我们这批年轻姑娘，脱下了旧时装，穿上了新军装；剪短了头发，戴上了军帽；脱下了皮鞋，穿上了草鞋。一个个都成了昂首挺胸，威武庄严的革命女军人。每天清晨，在朦胧的晨曦中，我们就随着军号声，列队在村前的广场上。值星排长叫着口令，让我们整齐列队，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是队长讲话，内容大体上是对前一天学习和生活的表扬、批评，再讲当天学习训练中应注意的事项。集合完分散就地吃早饭。那时条件艰苦，没有食堂和桌椅，就在广场上分班站着吃饭。吃过早饭，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们教导总队实际上是延安抗大总校的分校。教导总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干部，有不少都来自抗大总校。据说，只是因为我们新四军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才不用抗大分校的名义。

八队1938年9月成立后，又陆续从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地来了不少女同志。1939年初，女生队分成两个队，即八一中队和八二中队。八一中队学员从1938年9月到1939年3月毕业；八二中队从1939年初至1939年9月毕业。我在1939年初离开八一中队，和吴义琛同志一起调到八二中队当政治教育干事。(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八队的训练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但以政治教育为主，驻队的只有政治教员罗琼同志。她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老师，个子瘦小，动作利索，待人和蔼可亲。我记得在八队二排四班当学员时，我们在老乡家的堂屋里，一班人睡一个统铺。罗老师就住在堂屋左边的一个小屋里。每天晚上，在吹熄灯号后，我们总看到她那个小屋里的灯光仍久久亮着，从窗户上可以看她坐在桌前用功备课的身影。直至深夜，小屋的灯光才熄灭。第二天，她条理清晰地给我们讲解课程。成立八二中队后，我担任政治教育干事就是给她当助手，帮她在课前课后了解学员的理解程度，思想反映，对少数文化水平较低、理解能力较差的学员作些辅导。直到1940年4月，她当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离开皖南去延安为止，她始终是我最亲近的老师。

军事教员不驻队，按课程内容分别来队上课。队上亦没有军事教育干事，只由我们的于队长和一些排长，带着我们在课后操练，打靶等。每天晚上，我们要在村庄口小路边上站岗放哨。开始女同志一个人站岗害怕，要求两个人一起。但不允许。我们渐渐地胆大起来，也同男学员一样敢于一个人站岗了。

我们的女生队，不但政治学习成绩方面在全总队处于先进地位，使人们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打靶的成绩也很不错。有一次实弹射击，八队在十多个队的总成绩中位居第二名。项英副军长在1939年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中曾专门提到这一件事。

1939年，国民党三战区多次无理指责新四军，说不应在军队中组训妇女。军部决定八二中队9月结业，教导总队女生队就此结束了。女生队先后毕业了近200名学员，分赴新四军的各个岗位上。

我被调到总队训练处政治教育科当干事。后升为政治助教，同时兼任训练处的党支部书记。薛暮桥同志是我们训练处的负责人，当过一段时间副处长和政治文化总教员，1940年起任训练处长。他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分管政治文化教育工作，还亲自编写教材，去各大队讲课。我们经常跟着去听他上课。他是一个严肃、敦厚、慈祥的人。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听他讲“政治经济学”，因为讲稿是他亲自编写的，每次上课，他总不看讲稿，就能滔滔不绝地讲述全部内容。他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情况作过专门的调查，讲课能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解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有这样好的启蒙老师，我们就能较快地打下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