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27年我父亲张太雷烈士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我们一家人都在江苏常州过着贫困的生活。祖母受父亲牺牲的刺激“中风”瘫痪。我和姐姐、弟弟都还年幼。由于白色恐怖，我们多年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全家只靠母亲一人拚命干活，挣得一点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也是靠了母亲一个人，侍奉瘫痪的祖母，把我们姐弟三人抚养长大，还进了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我的家乡亦在1937年底被日寇占领。我们住的房子被日寇烧毁了。母亲、姐姐、弟弟和我轮流背着瘫痪的祖母逃难到乡下。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母亲决定要我先独自外出去寻找党组织，以继承父亲的遗志。因为弟弟年幼，姐姐必须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挣钱谋生，侍奉祖母，养活全家，只有我可以离家外出。

1938年春，京沪一带铁路的客车还未恢复运行。我这个未满十六岁的女孩子，就只身乘上一辆日本商人贩卖货物的汽车，经过两天路程，到了上海租界。先在我的同学罗伊家里住下。后来找到我苏州女师的同学吴博和王珍，经过她们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组织上安排我先到位于北京路河南路口的安养收容所工作，同撤退到租界的难民生活在一起，教他们识字，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https://www.daowen.com)

1938年8月，组织上决定我参加第一批（约700人）去皖南新四军从军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一些上海地下党员和大批工人、学生组成，是党组织通过上海各界慈善机关出面，以遣送难民回乡生产为名，为进驻皖南的新四军输送干部的。8月18日，我们乘上一艘轮船，从上海驶向浙江温州。经过两日夜航行，驶抵温州。新四军已派余立金等同志在温州迎接我们了。我们在温州城郊一座庙宇里呆了十来天，开始向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进发。从温州走过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淳安等县城，穿过浙江进入皖南。在这千里征途上，每个人背着自已的包裹，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脚上起了泡，腿也肿了。但因为我们是“难民”，再走不动也不能乘车。渴了就在路边小溪里喝点水，继续向前走。晚上宿在破庙里，由各地的乡政府给我们送救济粮，自已烧饭吃。救济粮常常是又霉又糙的米，只能勉强塞饱肚子。这样的生活，对我们这些刚离开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艰难的经历。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新四军兵站所在地岩寺，看到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军队。9月23日，我们到达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镇。

我们这批从上海来的约700名青年工人和学生中有40至50位女同志。军部决定把这些女同志加上一些下山不久的红军女干部，集中成立一个女生队，编入由教导营扩建的教导总队。番号为教导总队第八队，直属总队部领导。我们这些女同志有很高的抗日爱国热情，一部分人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早已盼望能有延安抗大总校那样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和其他同志一样，很高兴地进了教导总队这个革命熔炉。对我来说，我终于投入了渴望已久的党的怀抱，得到了继承父志的机会，当然是非常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