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五分校是怎样招生的？

据当时负责抗大第五分校招生工作的洪海泉提供的情况表明：那时，从上海来的大批革命青年，可以从长江沿岸的各个港口：张黄港、天生港、八圩港、口岸等来到苏北。组织上分配洪海泉在海安负责招生工作，后来又把他调到黄桥。

凡是从上海来苏北报名投考抗大五分校的青年，必须经过卷试与口试，而后由通讯员把他们送到东台，再送到盐城。到达抗大后，必须到队列科报到（那时队列科长是汪晓云）。根据本人的文化程度、经历、特长和要求等，经综合分析后，再分配到各个队学习。

凡是由上海地下党介绍来抗大学习的同志，都携带有一个秘密代号：“言行之”。有的写在草纸上；有的写在报纸的夹缝中。只要经过化学药水显影，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被介绍者的姓名、去处和政治身份等内容。

抗大五分校的招生处，有三个点：一是黄桥；一是海安；一是东台。黄桥离长江沿岸港口较近，是第一道关口，当时由吴强和赵坚把关。海安离长江稍远，距黄海较近，便利于从海上来投考抗大的青年，它算是第二道关口，由洪海泉和莫彬（林雨轩）把关。后来，组织上把吴强和洪海泉对调；不久，莫彬因工作需要被调走。

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有工人、学生、教师；还有在白区暴露了秘密工作身份而无法坚持的地下党员，他们大多数与地下交通员联系。按照接头暗号或在大世界，或在电车站、或在轮船码头接头。他们分别化装成商人、脚夫、农民、苦力、小贩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物以蒙蔽敌人，化整为零，分批分组，由地下交通员引路，到黄桥、海安抗大招生处报名考试，而后被送到盐城，或去抗大，或去鲁艺学习深造；也有少数同志被留在苏中区工作。黄群华、郭世毅、陈启英等几位同志都充当过地下交通员。

有一次，从上海来了七、八个人。他们由戴平凡（作家）带队，有黄群华、叶玲、郭世毅、赵宗信等，多数是文化人。但相互之间大都互不认识。戴平凡西装革履、装扮豪华，嘴上叼着雪茄烟，态度骄矜孤傲，俨然是一副大老板的气派。

等到大家到了根据地，一经介绍，才有人惊呼起来：“啊呀！原来你就是我们的领头人啊！”还有人指着戴平凡说：“啊！真叫人看不出！我还把你当作是什么商行的大老板呢！”大家围着戴平凡又是笑，又是唱。那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描绘。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高尔基作词的《光明赞歌》，表示他们离别了黑暗的沦陷区和国统区，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光明自由的抗日根据地。有的同志兴奋得不停地鼓掌；有的用脚有节奏地在踏响地板；掀起了欢乐兴奋的高潮。有人甚至喉咙已经唱哑了，还是欲罢不能。(https://www.daowen.com)

那时，驻守在黄桥的新四军部队是第四纵队，司令员是陈玉生，政委是彭柏山。他们特地为来到解放区的上海文化人，周到地款待，热情地欢迎。戴平凡与彭柏山在“上海左联”时期就是文化战线上的老相识，一旦重逢，倍觉亲热。后来，经过彭柏山和陈玉生的盛情邀请，苏中区党委把戴平凡留在宣传部工作。其余的同志，按原计划被安排到抗大五分校学习深造。

刚到根据地的同志，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鲜有趣。一下子可以向招生处的同志提出许多问题。诸如：“你们是怎样打鬼子的呀？”“根据地里还有我们自己的县长和专员？”“你们是怎么学会跟鬼子打仗的呀？”等等。经过招生处同志实事求是的解答，有的听得出神，感到有趣；有的感到茫然，一时还难以理解。

刚到根据地的同志，不了解这里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之中，随时都会有战斗情况发生。他们从和平生活环境中来，也带来许多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东西。例如：什么皮大衣呀、鸭绒被呀、热水瓶呀、紫铜茶壶呀，有的甚至把冬天放在被窝里暖脚的“烫婆子”也带来了。经过劝说，才忍痛割爱，只带上日用的衣物和换洗的衣服、鞋子、毛线衣、内衣和袜子等，把一些不实用、笨重的东西留下。

由何士德带队的一路十几人（其中秋石、邬英秋是女同志），从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出发，沿途翻山越岭、历经艰辛来到苏北。一路上披荆斩棘，探山问路，衣也破了、人也瘦了。他们这一路人马，是来苏北人员中最贫困、最狼狈的一伙。后来才知道，他们手头有限的路费都已用完了，一路上克服许多困难才到达苏北的。他们对革命事业坚强的信念，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精神，实在使人深受感动。

抗大招生处对何士德一行人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让他们理发、洗澡，换上军装，吃饱睡足，再引上去抗大和鲁艺之路。何士德后来担任华中鲁艺分院音乐系主任。他是《新四军军歌》的作曲者。这首威武雄壮的歌曲激励着新四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拼搏沙场；这首歌曲响彻大江南北，影响扩大到军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