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四）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的丛山间，在苏北的原野上，常常迥荡着《抗大校歌》的嘹亮歌声。由于抗大五分校成立时的校址盐城濒临黄海，不知出于哪位提议，并且得到大家赞同，将歌词开头的“黄河之滨”改成了“黄海之滨”。

《抗大校歌》中有一段话：“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同样是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华中总分校以及新四军所有抗大分校的校风和传统。当我们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些学校的战斗历程的时候，这一方面将是更值得珍惜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

从皖南的教导总队到苏北的五分校和总分校，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相当艰苦的，学习和训练是非常紧张、严格的。无论是干部、教员或学员，对教学，对自己的思想言行，都认真严肃对待。大家亲密无间，团结一致，一心一意要在短短的教学过程中获得丰硕的成果。归根到底，就是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军事技术，更有效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校，不可能自己盖校舍和教室。在皖南，几乎每个大小村庄都有各个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教导总队各队就驻在这些祠堂里。大的祠堂要住两个队。每间屋子上下大统铺，用稻草作垫。在苏北，抗大分校的各队要借住一部分民房，但尽量借住寺庙、停课的学校和其它公共房舍，也是一概铺稻草、麦秸、秫稭、玉米稭，睡统铺。盖得很少，新参军的学员不远千里迢迢前来，不可能多带衣物。实际上，每个人要随时准备把自身全部衣物用品连同武器统统背上进行演习或长途行军，多了也背不动。在皖南，有海外爱国华侨捐赠新四军的一批军毯。军部军需处把每条军毯裁成两半，给教导总队的学员和干部每人发半条御寒。打背包，行军，它很适用。但冬天太冷，只好门上挂个草簾，把稻草铺厚些，大家挤一挤。到了热天，一个班、一个排睡大统铺，既闷热，又有蚊虫咬。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同志难免生“革命虫”（虱子），长疥疮，患疟疾和痢疾的也不少。

吃的主食，有糙米就很不错了。在苏北，以杂粮为主，玉米粯子，大麦糁子，山芋干、高粱面，以至黑豆，掺些大米做饭。供应困难时全吃粗粮。菜金在皖南是每人每天一角二分。连这样菲薄的伙食费也因国民党当局扣发新四军军饷而难以保证。穿的也一样。每到秋去冬来，棉衣经费筹措无着，需要补充棉衣的人很晚才能发到。穿鞋几乎全靠自力更生，每个人都学打草鞋。如果能找到破布撕成布条打“草鞋”，那简直就象有了一种奢侈品，而冬天赤脚穿草鞋毕竟是很冷的。

上课没有教室，多半在露天、野外，只有雨雪天才设法在驻地大一些的屋子挤挤。没有课桌，学员在背包上插双鞋当凳子，在膝盖上记笔记，用稻草编成圆形的草垫子也可以当凳子坐。

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严格要求，仅举一两个例子即可见一斑。教导总队以及五分校在盐城时，每周有半天大会操，第一个课目是跑步。每个学员全副武装，背负步枪、子弹带、手榴弹和背包，有时还加上三斤重的米袋，负荷量超过二十市斤，要在操场上列队跑步二十至三十分钟。对于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没有健康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很不容易坚持下来，更不用说接着还要做一系列军事动作和变换队形的操练了。

最紧张而且最消耗体力的是“遭遇战”演习。全队都全副武装一口气从常行军变为急行军走十几里。一边走，一边教员提出各种情况，让学员回答发生遭遇战时如何下决心。要求掌握遭遇战的四先原则，即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先敌发起冲击。演习中大致都要抢占山头，夺取制高点，组织火力，发起冲击。往往一次要爬几个山头，人人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个别身体差的有时就昏倒在地，而部队仍要继续跑步前进。

尽管物质生活和军事训练都很艰苦，学员们的政治热情却很高昂，学习的内容充实而又丰富，日常生活也是绚丽多彩。作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每个队都建立了自己的救亡室，后来通称为俱乐部（全名是革命军人俱乐部）。它组织本队的体育、歌咏、戏剧活动，负责墙报或黑板报，管理书报，举办一些测验或问答竞赛，主持文艺晚会等等。歌咏活动相当普及，每当全总队、全校或军直属队集会，欢迎各队轮流唱歌的“啦啦队”声此伏彼起，歌声整齐而雄壮，气氛特别活跃。学员们经常引吭高唱《抗大校歌》、《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我们站在父子岭上》、《黄桥烧饼歌》，以至《渡长江》、《勇敢队》等歌曲。这也是歌颂我军光荣历史和重温优良传统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激励士气，培育革命情操。队里的戏剧活动主要是排演小的活报剧，有时也与批评表扬结合起来。

教导总队的政治处和五分校的政治部都设立了总俱乐部，负责组织推动全总队、全校的文化娱乐活动。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优秀文艺工作者毛中玉担任教导总队的总俱乐部主任，《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剧作者沈西蒙也曾在教导总队的总俱乐部工作。举办大一点的晚会，教导总队有文化队可以演出，五分校则有校文工团，主任是吴凡吾（原外国专家局局长）。他们不仅演唱大量革命歌曲，而且自己排练或与军部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工作团合作演出大型话剧。如《魔窟》、《一年间》、《台尔曼》、《自由万岁》等等，当年在军直轰动一时，深受学员们和军直指战员们的喜爱。

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渗透在军政教育的课程中，同时也贯穿在整个培训期间的其他各项活动中。各队的日常管理，无论是起居作息，点名讲话，以及班排活动，每时每刻都着眼于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还表现在教学与实战、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等方面。教导总队和五分校参加了反扫荡、反对顽固派进攻的多次战斗，五分校还配合地方进行了剿匪战斗。地方工作则经常组织短时间的民运工作队、宣传队，或派人临时协助驻地群众工作。每年夏秋两季，组织各队学员帮助群众收割稻麦。这些，都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密切了军民关系，使学员们得到了多种多样的锻炼机会。

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都建设了健全的强有力的教育训练机构和政治工作机构，有一批富于军政教育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知识青年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优秀负责干部。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一批军政教育负责人之外，在教导总队政治处先后担任过组织、宣传、保卫科长的，有刘先胜、邱一涵；张崇文、夏征农、张孤梅、刘兴；梁国斌、张福标、丁公量等同志。在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政治部担任过这些机构负责人的有刘毓标、蒋润观、江岚、吴强、周彬等同志，在这许多优秀的负责同志具体主持下，教育训练和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做到了深刻的内容与生动的方式相统一，有的放矢，深入细致，从而取得很好的效果。

在教导总队和抗大分校，队是进行教学和一切活动的基本单位，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样。每个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队里的干部，除了队长、指导员，有些队还配备了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副指导员，或者专职的支部书记。排里有在学员中指定的政治战士，一般都由能力较强的党员担任。政治战士的职责就是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关心他们的困难，随时进行日常的思想教育和鼓动工作。

在各队的政治工作中，发展党的工作抓得很紧。它不仅意味着对发展对象本人必需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细致的教育，而且需要党组织在普遍深入地了解学员思想政治状况的基础上确定发展对象。同时，它对没有入党的群众有着启发、推动和教育作用。尽管每一期在校学习时间很短，仍然有很多同志在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总分校入了党。各队的党组织大量吸收新鲜血液，也使得自己的工作更加富有朝气，工作方法更加生动活泼。

正是由于向广大的学员比较集中地进行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的理论知识教育，进行了基础的军事知识教育和战术训练，又通过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对学员进行了革命优良传统和抗大校风的熏陶、培育，在教导总队和抗大分校学习过的同志在军政素质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新参军的知识青年，更是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革命启蒙教育，学习了革命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革命熔炉中冶炼成钢。绝大多数经过学习的同志是经得起革命战争的实践考验的。

1941年皖南事变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然而，在皖南敌军重兵围攻之中孤军奋战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却真是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教导总队在1月9日参加高坦战斗之后，从10日至12日一直固守东流山。当时，军部及所有未能突围部队有几千人被困在南北均有大山的石井坑狭长山谷地带。东流山是南侧保卫军部的最后屏障。一旦东流山阵地全部丢失，国民党军队即控制了所有制高点，可以居高临下以火力大量杀伤我被围部队。最初死守东流山的教导总队工兵队伤亡殆尽，又派机炮队及一、三、四队增援。12日傍晚，由余立金亲率教导总队余部发起最后的反击，终于夺回东流山的三个山峰，先后点燃预先约定的三堆烽火。教导总队的学员几乎都是干部，有枪却没有配备刺刀，对装备精良的敌军作战就依靠智勇双全和发挥手榴弹的威力。尤其是所有教育干部原先都没有武器，他们平时教育人，战时作榜样，夺取敌军武器以武装自己，同学员一起投入战斗。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看到教导总队攻守有方，英勇顽强，纷纷称赞不愧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教导总队。叶挺军长也予以表扬。

皖南事变中弹尽粮绝、力竭负伤不幸被捕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近七百名新四军干部，有不少人是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或者曾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同志们并没有因为战事失利而灰心丧气，而是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他们生死与共，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大义凛然，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和血腥屠杀。据1983年江西召开的上饶集中营斗争史座谈会整理的材料，上饶集中营从1941年3月成立到1942年6月移闽途中短短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有革命志士近二百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集体屠杀、秘密枪决、活埋、投毒和酷刑加疫病折磨等方式杀害。在有简要生平的新四军50位烈士中，确知曾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有21人，其中有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新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同志。革命先烈张太雷的儿子张一阳是教导总队的文化教育干事，牺牲时才十七岁。临终前，他把工作、学习中使用的钢笔尖和自己的手指甲交给难友，并嘱咐说，如能越狱归队，一定把他的遗物交给其姐张西蕾。曾在女生队学习过的施奇烈士，有病卧床还做联络工作，1942年6月8日被敌人活埋。

在集中营的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了党组织，有领导地、巧妙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不论唱歌、讲故事、打篮球，以及辩论会、讨论会、出墙报，都成了激励革命意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有效手段。由新四军被捕人员组成的篮球队，参加了由当地银行界发起的、三战区军民参加的、在上饶城内举行的比赛。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上饶市民表明自己是被囚禁的、抗日有功的新四军人员，用夺取冠军来显示即使处于饥寒交迫、身体虚弱的绝境之中，革命军人仍然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引起了上饶市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和对我们的同情，并且创造了越狱的条件。1941年12月6日，由于打篮球而逃脱敌人魔掌的五个人当中，就有教导总队的政治教育干事陈安羽。

关在集中营的同志们，从相互关心照顾、纪念七一“加餐”，进而安排个别越狱，以至策划集体暴动。在总结了成功的尝试和失败的教训之后，终于在1942年5月25日和6月17日胜利地举行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以鲜血谱写了我党在监狱斗争史上极其光辉的篇章。茅家岭暴动，有26位革命同志冲出敌人的牢笼，他们以赤手空拳夺取了两挺轻机枪，两挺手提机枪，8枝步枪和39颗手榴弹。赤石暴动是乘着集中营向福建转移，渡过崇溪河时，八十多人在统一指挥下举行集体暴动，有五位同志当场壮烈牺牲。连同未成功的中秋暴动在内，几次暴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有不少是教导总队的干部，赤石暴动的军事指挥员是队长兼军事教员王羲亭同志，几次暴动的领导者中有特派员丁公量、指导员陈念埭、政治教育干事阮世炯、文化教员赵天野（史沫）等同志。

赤石暴动前夕，敌人已严密防范，于6月16日将被认定最危险分子的沈韬等五人秘密处决。这五位同志都知道党组织准备暴动的计划。沈韬是党支部书记，周奎麟参加了暴动计划的制定，黄刚培、汤定波、王铁夫和沈韬等四人曾在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他们五人视死如归，严守党的秘密，宁肯牺牲自己来保护党组织的安全，保护暴动计划的实现。这五人中，王铁夫还没有入党。由于家庭经济优裕，他刚到教导总队学习时，身穿皮夹克，常去小饭馆，很象一位“小开”。然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以及在三团工作的锻炼，他在上饶集中营已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是他筹办了1941年七一党的生日“加餐”，用红色的辣椒和酱豆腐象征革命，剥了皮的白花生米代表反动派，并且公然用以嘲笑看守的“笨蛋”。他也是党支部选定的暴动突击队成员，终于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6月19日，敌人在赤石附近虎山庙后面的茶树林里，对六十余位革命志士实行集体大屠杀。这许多革命同志在即将就义之时，满腔激情地高唱《国际歌》。敌人用枪托敲打，妄想要他们跪下。他们个个昂然挺立。教导总队的文化教员杨瑞年（女）同志挺起胸膛，跨出一步，向敌人喊道：“来吧！开枪吧！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她在枪声中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身上连中七弹，倒在血泊中。她的弟弟杨华年也在教导总队工作，才20岁就在赤石暴动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次牺牲的，还有教导总队的文化教员李捷（女）、学员汪企求（女）、瞿祖辉、曹维新、孙崇斌，二队指导员洪德生，供给科长史进，军事教育干事郭声等。

在苏北，抗大五分校有不少同志在同日寇作战中光荣牺牲。1941年夏季反扫荡，抗大五分校在撤出盐城时担任后卫，掩护军直属队转移；后来又配合新四军一、三师作战，袭击了南洋岸等敌军据点，到盐城北闸据点附近阻截敌人汽艇。五队排长吴邦东在阻击战中，为了掩护学员转移而献身。六队指导员江维在敌人追击时，一面命令已被冲散的二排赶快撤退，一面自己向敌人射击，进行火力掩护。队伍撤下来了，江维同志却左腿负了重伤。他只好把枪扔到河里，爬进青纱帐隐蔽，但被伪军发现。他在牺牲前断断续续喊道：“我是共产党，我是指导员！”“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当汗奸可耻！”

在华中各抗大分校中，从五分校分出组建的抗大苏中大队以及后来在它的基础上成立的九分校，是战斗最为频繁、伤亡仅次于教导总队的一个分校。从1941年9月到1942年9月，移动宿营地百余次，行军路程约三千里。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1月1日，九十余天中参加了八次战斗。1943年初，华中日伪军集结兵力对苏北、苏中地区进行大“扫荡”和“清剿”。这时，因日军抽调兵力参加太平洋战争和长江以北的“大扫荡”，苏南茅山以南，石臼湖以东的两溧（溧水、溧阳）地区相对而言较为安定。九分校需要有一个能够进行教学的比较稳定一些的环境，经一、六师领导决定在1943年2月初渡江南下，月中抵达溧水，3月初举行开学典礼。

此时，苏南的国民党军队妄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它们调集52师、192师和挺进军、忠义救国军、保安纵队等部，共15000余人，于4月13日向我十六旅及军事上归它指挥的抗大九分校发起进攻。九分校配合十六旅，奋战三天三夜，终于在4月15日跳出敌军合围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两溧地区新四军的图谋。这次反顽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团。九分校伤亡达200余人。特别是4月12日守卫铜山的阻击战，多次打退国民党军52师、192师的猛烈进攻。战斗中有三名团级干部壮烈牺牲。一大队长汤万益负重伤后牺牲，中队长王详率一个班集中全队最后一批手榴弹举行反击，夺回汤万益同志的遗体。大队政委唐昆元，从五分校调去的副大队长文有武身先士卒，不幸中弹阵亡。三中队长张茂发把手榴弹捆成几束甩到敌群中，炸得冲上来的顽军血肉横飞，他自己也在激战中牺牲。

九分校奉命渡江北返，于4月23日抵达淮南地区。陈毅、张云逸同志都到校看望，并与负责人谈话。陈毅同志说，“你们日行百余里，爬山渡江过铁路，经过了龙潭虎穴。你们干得很好。要好好总结经验。”

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总分校以及华中其他抗大分校的战斗历程的时候，总不禁会在脑海里涌现出多年前牺牲的这些战友的姓名和他们崇高的形象，在这篇文章里多叙述几句他们的情况，既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情，也是用以证明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各分校的同志们，首先是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尤其是我们的干部是如何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志，保卫党和革命利益的。

这些烈士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宁肯牺牲自己来掩护战友？就在于他们是革命军人，是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革命战士。

抗大的教育之所以成功，抗大的传统精神之所以值得提倡发扬，其关键就在于它的确帮助了学员、也帮助了它的干部真正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实现思想的革命化，解决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问题，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摆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抓紧解决，再好的环境，再高的技术，也是不可能真正造福于人民的。(https://www.daowen.com)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总分校存在的五、六年时间里，连同1942年以后新四军三师领导的抗大五分校计算在一起，这几所学校为新四军和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训练了上万名革命干部，其中大部分是新参军的知识青年。老干部的提高，大批新干部的充实军队，无疑都加强了新四军各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部队的不断扩大，也保障了根据地的开拓和巩固。经过几十年之后，至今健在的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华中总分校的学员们，早已在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各部门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也差不多都到了退出第一线的年龄。我们在前面先后列举了不少同志。还可以举出一些同志，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原教育部副部长、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原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在军队系统，有总政治部联络部长蔡啸（蔡臣尧），军事科学院军制部长唐炎，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陈念棣，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左永；在省市地方党政机构，有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阳，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天野，等等。虽然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不能以职务来衡量的，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些例子说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造就一代新的革命干部而进行的努力之中，新四军的抗大分校及其前身教导总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造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贡献力量的一代以至几代新人，是现今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根本战略任务。我们希望，重温几十年前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些办学经验，在其基本点上，仍然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198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