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五分校学生来源的几种类型
抗大五分校的学生来源共有四种类型。一种是由军部各师根据需要和安排，从部队抽调的排连营和少数团级干部。他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政治觉悟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部队领导骨干，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阶级的子弟，故而一般文化水平较低，科学与理论知识欠缺。他们来到抗大，主要是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教育，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以提高理论水平、军事素养和指挥水平。他们多系军政干部，均被编制在第一大队——军事大队中，学习的自觉性很高，求知欲旺盛。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堪称五分校全体学员的楷模。
第二种类型是由上海、南京、杭州、乃至香港等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他（她）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拥护共产党，憎恨国民党；追求真理，景仰新四军；他们决心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神圣的国土，以拯救祖国不遭沦亡为己任。
他们在上海等地，或参加地下党组织；或在党的外围组织中从事爱国活动；或直接与地下党员个别秘密交往联系。然后通过地下党的周密安排，踏上去苏北盐城的道路，报名投考抗大五分校学习。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他（她）们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世界观；其中绝大多数由于政治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纷纷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曾在抗大五分校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学习过的洪海泉同志，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他青年时代，就在上海一家制造救火车的工厂当钳工。抗战爆发后，他一心向往参加新四军，决心投身于抗日爱国的洪流之中。后来，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他先到苏南太滆地区工作。1940年9月由苏南工委调到“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并在二队兼任青年队长。
那时，“苏北抗校”的全体学员，都在积极地参加黄桥决战。抗校的一队系军事队，在前线直接参战；二队（包括一个女生排）是政治队，担负接收管理俘虏、收缴枪支弹药的任务。经过连续作战三天，我军大获全胜，士气极为高涨。
一面学习，一面战斗，这是对青年学员最好的参加实际斗争和锻炼的机会。这种参加实际战斗的办法，对于培养青年的意志和毅力，提高实战经验和军事素质，都是最好的途径。
曾在抗大五分校三大队九中队学习过的黄群华同志，是在黄桥反顽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鼓舞下，迫切要求参加抗大学习和锻炼的一员。经过他的多次请求，上海党组织终于同意了。1941年1月中旬，他满怀豪情地进入抗大五分校学习，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当他来到盐城时，看到被敌机轰炸的残垣断壁，不禁激起了对敌人的满腔愤慨。抗大的生活很艰苦。住的是破旧的民房或是庙宇祠堂，利用稍能挡风的庭院或场地上课作报告。学员们在背包下拴个小板凳听课；睡的是稻草地铺；吃饭时以班或小组为单位，七八个、十来个人就地围成一圈，多少双筷子往一个面盆里捡咸菜或是老韭菜往嘴里送。主食都是粗粮，什么高粱呀、山芋干子、大麦碜子、玉米粉等等。吃饭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分钟，生活节奏既紧张、又愉快。(https://www.daowen.com)
曾在抗大五分校二大队五中队学习过的陈允豪同志，在1940年11月从上海踏上去苏北的征途。他们一行共十八人，分散成三个小组。大家化了装，要求变得“老相”和“土气”一些。他们在外滩十六铺上船，一夜就到了泰兴县的新港口。日军住在镇东的一个圩子里，因为怕挨新四军揍，龟缩在圩子里，不大敢出来活动。
沿途检查旅客的是伪警察。他们都曾被新四军揍过，心里很害怕，背地里称新四军为“四大爷”。伪警察一眼便能看出这些“洋学生”是投奔新四军去的，就是不敢仔细盘问。原来，这些伪警察，很多人都曾被新四军捉去过又被放回来的。
据说，有一次有位新四军干部化装成商人，从上海买了一批药品运到根据地。有两个伪警察想敲竹杠，捞点油水。那位“商人”悄悄地竖起四个手指头，伪警察只好乖乖地放行。他们懂得：得罪了“四大爷”，可不是闹着玩的！
东峰同志，原是上海“国际饭店”的一位职工。他在1940年2月初，通过上海地下党的介绍，在常州参加新四军”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二团的服务团工作。在茅山地区的一次战斗中，脚部受伤，被送到漂阳后方医院治疗。出院后，他回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那时抗大五分校正在招生，经组织上同意，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五分校学习。
郭世毅同志，原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和“学协”（上海学生协会）所属组织，每年都组织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参加新四军、“江抗”或各游击部队。
1940年，上海处于“孤岛”时期，环境日益险恶。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更加激烈，党组织的活动更趋隐蔽。他所在的区委决定：暑假期间，有些在救亡运动中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必须转移到新四军部队，接收新的斗争任务。郭世毅同志在上海教会中学里太“红”，由组织决定，转移到新四军部队中去。
郭世毅在哥哥的帮助下，由上海“同济医院”出具证明，诊断他患有肺结核病，必须治疗休养数月。郭世毅便向同学和校方放出空气说：准备到杭州亲戚家休养治病。其实，他是在区委的安排下，悄悄地搬到一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党员“亲戚”家里。因为这位党员同志姓郭，他也就改姓郭了。外人问起，他们口径一致地说：是从乡下来上海看望阿哥的堂兄弟。在白色恐怖下，稍有疏忽就会闯下大祸啊！
郭世毅在“堂兄”家隐蔽了个把月，早就盼望尽快到新四军去过新的战斗生活。这个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40年秋的某一天，有位口操南通口音的身体结实的陌生青年，找到郭世毅“堂兄”的家里。这位陌生的青年，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黄群华。他受党组织的委托，特地来带领郭世毅去新四军。他向郭世毅详细地说明去黄桥的路线；介绍了港口敌伪警察的活动情况；约定了起程的时间和到达黄桥末巷8号报到；等等。
上海地下党对郭世毅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的行动，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为了保证沿途安全起见，在郭世毅临行前，组织上又安排了一位青年女同志，与郭结伴同行。为了掩护自己、蒙蔽敌人，他们一路上扮作是一对回娘家探亲的小夫妻。那位女同志名叫叶玲。后来才知道她是“上海戏剧学校”的学生（叶玲到盐城后参加“鲁迅艺术学院”表演系学习，1941年夏季反扫荡中不幸牺牲）。叶玲聪明玲俐，富于表演才能，她把事先虚构好的内容，诸如：“家庭状况、学历职业、盘查时如何应付、出事时如何应变等等，都考虑得很仔细。他俩在动身出发前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1940年12月中旬，郭世毅先到外滩码头，买好两张去苏北张黄港的船票。这是根据黄群华的意见决定的。将近夜晚，只见叶玲一身艳装入时的打扮，手里拎着一只皮箱向郭世毅走来。外人看上去，真象是一对小夫妻回娘家探亲的模样。检票的看了看他俩的船票喊了一声：“头等舱！”码头和船上的敌伪军警，连一声也没有盘问，就放他俩进入了头等舱。开船前，头等舱里又进来一位装饰豪华的大亨人物。他戴副墨镜，呢帽压着前额，翘着二郎腿，坐在靠舱门的沙发椅上，态度矜持傲慢。
第二天清晨，船抵张黄港。只见码头上日伪军警列队而行，便衣特务守着铁门，挨个对乘客进行搜查。郭世毅搀扶着叶玲下船，两个鬼子兵和翻译官上前检查。郭世毅打开皮箱，一个鬼子从皮箱里拿出一双崭新的女高跟皮鞋，把双手插在鞋内，学着女人扭腰走路的怪样子，把周围的日伪军警逗得哈哈大笑。就在敌人的嬉笑声中，郭世毅和叶玲都安然地闯过了难关。敌人哪里知道，就在那双女高跟皮鞋底里，有一张包着肥皂的牛皮纸，它却正是上海地下党密写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哩！
于丁同志，原名严金祥，出身于工人家庭。他在工厂当过五年半学徒工。当他在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时，就开始接触地下党员张玉田、沈刻丁等人。他们决心投奔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那时，五支队的司令员是刘飞。
不久，沈刻丁、于丁经领导同意，赴苏北抗大五分校学习。于丁先在二大队五中队，后被调至三大队十一中队，因为他性格开朗、语言风趣，富有表演才华，不久就被调至校部政治部文工团，分配在戏剧股工作，经常参加演出活动。
丁世贤（丁峤）与王钰同志，在上海时都是爱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思想进步，追求真理，景仰共产党，并决心投奔新四军。为了避免家庭的反对与干扰，他俩经过上海地下党的介绍，瞒着家里人，悄悄地离开上海，投奔盐城抗大五分校。两人同被分配在二大队五中队学习。丁峤有文艺才华，后来也被吸收到政治部文工团戏剧股工作，曾多次参加演出活动。
第三种类型是苏北地区的青年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面对日寇的疯狂屠杀，目睹国土沦丧，家园破碎，亲人死亡，激起内心无比的愤慨。同时，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战，爱国爱民，英勇杀敌，军民亲如家人等高风亮节，使他们深受感动和由衷地敬佩。故而纷纷投笔从戎，弃工参军。
例如，滨临黄海的如东县人王健同志，他于1941年4月，从苏中区四分区的《江海报》上，看到抗大五分校的招生消息，就怀着爱国热忱和求知愿望，离乡北上，于5月9日抵达盐城。他被编入二大队六中队学习。这一期“五一”节开学，至1942年春节前全校举行毕业典礼，他在五分校共学习训练九个月（七月份是夏季反扫荡斗争）。
王健说，开学之初，六中队驻扎在亭湖中学。他来到队里，只见操场上一堆破砖碎瓦；校舍内外到处是断壁残垣。有位同学诙谐地说：“日本空军‘功德无量’，东方睡狮被它的大炮和炸弹给炸醒了！”七月，六中队移驻到盐城西门泰山庙附近。这不是简单地部队移防，而是一次重要的战斗布署，是迎接夏季反扫荡的前奏。
在投考抗大五分校的苏北青年中，有个名叫朱健为的中学生，文化水平还不错，考卷成绩也还可以，就是身材太矮小，招生处的同志不准备录取他。他急了，恳求说：“我是下决心为革命来投考抗大的，父母不同意也动摇不了我的志向！不瞒你们说，我是从家乡逃出来投奔抗大的，你们一定要收下我！”招生处的同志被他的决心和行动所感动，就录取了他。小朱激动得拉住招生处洪海泉同志的手，眼里含着泪花连连地说：“谢谢！太谢谢啦！”几乎要哭了出来。可见，当时苏北青年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大仰慕与向往的一片深情！
第四种类型是回归祖国的海外华侨，他们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投奔革命，向往进入抗大学习和锻炼。
当年在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的归国华侨，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资料可寻，加上漫长时间的消逝和人员的流散，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字。据记忆，其中，新加坡归侨黎扬和陈亚夫，在抗大五分校学习时很活跃，引人注目。
根据党的指示，1940年黎扬从新加坡潜往香港，再转道上海。黎扬从上海住处“蒲柏公寓”出发，到”大世界”与地下交通员黄群华接头联系。黄群华悄声地向黎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告诉他行动时需要带些什么等等。
黎扬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黄群华对他说，过封锁线时如有人盘问，就说是从南京来的，到新港鸡行找“舅舅”。黎扬说，不会讲南京话，也没有什么“舅舅”可找。黄群华说，不要紧，一上码头，就会有地下党同志接应。这样一说，黎扬才感到放心。
与黎扬同行的陈亚夫，也是马共党员。他是从新加坡被英帝当局驱逐出境的。他们到达新港的“新兴鸡行”，原来是新四军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们经过鬼子的盘查，翻译官叽哩咕噜地向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就放行了，竟然出乎他们意料的宽松。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位日本翻译官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
过了新兴港，他们到了黄桥，和抗大五分校招生处的负责人吴强同志见了面，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履行了报名入校的手续后，黄群华陪同他们经过东台，最后到达目的地——盐城抗大第五分校。
黎扬乍到根据地，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心情特别兴奋激动，兰天里阳光灿烂，普照着大地，到处充满了盎然生机；春风和煦，迎面吹拂，激荡着内心无比喜悦之情。他看到农民扬鞭赶牛，安详地在稻田耕作；孩子们迎着朝霞，背着书包，跳跳蹦蹦地上学读书；新四军战士持枪威严地立于岗哨，警惕地注视着前方，保卫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和财产，不受敌人的侵犯。
黎扬漫步盐城西大街，只见市面繁荣，人头熙攘；士农工商、各业振兴；故而赢得苏北“小上海”之美称。他感到抗日根据地完全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和平兴旺景象。他长期在白色恐怖下形成的一种压抑情绪顿时一扫而空。他的心犹如出笼的小鸟，要展翅翱翔于祖国自由的兰天之下，在他心中正激荡着一股极度欣慰的情绪。
他强烈地感觉到：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和敌占区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祖国是多么可亲可爱啊！根据地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是到处都充满朝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