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抗大三任连队指导员的片断

吴凡吾

抗日战争中，“抗大”总校和各地分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他们在前线、后方的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不少抗大的学员，在抗日战争中对敌勇敢作战，光荣牺牲了。抗大在我军院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大的革命传统，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我曾在抗大总校、抗大华中总分校，新四军二师抗大八分校担任过连队政治指导员，接触过不同对象的学员，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至今颇为怀念。

1939年1月，我从抗大总校政治部组织科调到三团六连当指导员。连长前期是项世忠，后期是张兴华同志。那时我才二十一岁。那个连队是一个知识分子队，学员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马来亚归国的青年侨胞；有来自东北流亡的青年；有回族、朝鲜族、蒙族青年；有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年过半百的小官吏；有刚从农村来的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大部分则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抛弃了大城市富裕家庭的舒适生活，为了投奔抗大，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他们从西安到延安，每天要步行八、九十里，脚上打了血泡，背着背包，睡地铺，吃小米和咸菜。这对他们来说，就开始了艰苦奋斗的第一课。到了延安以后，没有住房自己挖窑洞，经常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背煤炭解决烧柴问题。敌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连队就从山下搬到清凉山上，而每天吃水用水却要到山下去取。来回抬水时走在山间崎岖小路上，特别遇到下雨，路滑，一高一低非常难走。

后来我们三团同驻在瓦窑堡的一团换防。那时国民党在瓦窑堡的顽固势力经常同我们发生摩擦，我们连队学员荷枪实弹，站岗放哨，严阵以待。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抗大响应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记得5月的陕北，早晨寒风吹来，穿着棉袄上山开荒，开始还打哆嗦，可是不一会儿，汗流浃背，只能穿着单衣干活了。

是年七月，抗大总校转移到敌后，我连随着全团冲过重重封锁线。那时铁路沿线或大的河流附近均是日伪据点，铁甲车巡视，探照灯四射。这么多的抗大学员要夺路而过是颇不容易的。白天不敢行军，只好在晚上进行。有时冒着大雨，夜色很浓，伸手不见五指。有一次，我照例走在连队最后头收容病号。经过某村一个场地，前面两根木柱上横着一条铁丝。我因近视眼，天又黑，未看见就骑马而过。铁丝把我颈脖子勒了一下，身子虽未摔下马，但眼镜却打落在地。只好下马边摸边找，幸而镜片未打破。这样一来，我与整个连队掉队了。我本能地相信“老马识途”的本领，听凭老马向前走去，走不多远，队伍恰好在前面休息。

我们这个连队因是知识分子多，体质弱的不少，好多人在行军中病了。百十个人的连队，竟有二、三十个病号。病号的背包全放在连部的马背上，枪支，干粮袋，让身体强壮的学员背着。司务长从老乡家里买来的鸡蛋，首先煮给病号吃。我则按照我军光荣传统，经常查铺，给学员盖被子，督促大家行军到了驻地，一定要洗个热水脚。(https://www.daowen.com)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照顾非党员群众。有些非党员同志看到党员的的模范作用和连队干部的以身作则精神，激发了入党的决心。不少同志通过行军锻炼而入党。我对每个要求入党的同志无例外地进行个别谈话，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很高兴地作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同时，我经常利用队前集合点名的机会，向学员讲解时事，鼓舞士气，表扬好人好事，对不良倾向及时提醒大家注意。行军生活紧张、艰苦，且有危险，但由于全队学员思想觉悟高，政治上坚定，互相关心，最后我们“病号连”终于胜利达目的地。

抗大总校原来转移敌后的目的地是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后因敌人扫荡晋东南才转赴晋察冀边区。1939年底，抗大总校五期毕业。我们连队学员个个递了服从组织分配的保证，“病号连”竟被学校党组织评为模范支部之一。我从这些知识分子青年身上看到他们有理想，守纪律，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考验，磨炼了革命意志。他们不愧为“黄河之滨的优秀儿女”。

1940年11月初，抗大三团教职员奉命组成两个大队。一个叫山东大队，支援山东抗大一分校。另一个叫华中大队，支援新四军抗大五分校。我被分配在华中大队。我们这个大队从晋东南邢台县浆水镇出发，历时半载，于1941年5月底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总部所在地。华中大队并入抗大五分校，我任五分校文工团主任。

1942年初，抗大五分校建制划归新四军三师，另行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我被调到总分校上干队二队（即营级政工干部队）当指导员。这个连队的学员差不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各半；而工农干部中又有不少是参加过长征或坚持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文化程度有高有低，参加革命时间有长有短，但均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与一定的政治水平。他们来自新四军的各个师，在单位是小首长，譬如教导员、协理员、文工团主任等等。来到这里却能放下架子，甘当普通一兵，照样出操，站岗放哨、轮流值日、打扫卫生。那时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亲密团结没有宗派情绪。我那时二十四岁，比起大多数的学员的年龄来，我还算年轻的。他们对我很尊重，我也尽量从他们身上学习更多东西。连长是三师某团政委罗有荣同志，他既是连长，又是学员。我们同学员一起听薛暮桥同志讲《政治经济学》和刘力行同志讲《中国历史》等课程。我发现，不论是工农学员还是知识分子均很认真听教员讲课，作笔记，热烈讨论。他们认为在敌后能进抗大学习，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

上干队在盐阜区学习期间，生活同样是艰苦的。为了改善学员伙食，大家自动种菜。那时食堂油很少，怕炊事员揩油，把油桶放在我的卧室。有一次，有的学员晚上值勤想煮点白菜吃，就趁我不在，溜到我的卧室挖了一碗油走。第二天，他们才向我坦白，我也不好意思批评他们什么。从此以后，夜晚我也不敢轻易离开卧室了。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军民关系很好，经常帮助老乡做事。

1943年，各解放区随着形势的变化，实行精兵简政，抗大华中总分校解散了。我这个营级政工干部下放到新四军二师抗大八分校五队担任《党的建设》教员。我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了连队不久，余力指导员不幸在游泳中溺死，组织上又让我当指导员兼党建教员。连长仍为郭连潮同志。这是我第三次在抗大连队当指导员了。这个队学员几乎尽是工农干部。他们是来自新四军二师前方部队的优秀排长，来抗大学习目的是增加党的建设知识，以便回到前方部队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们勤劳朴素，刻苦用功，用顽强的毅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自动请“小先生”帮助提高文化。这些学员在前方作战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屡受上级表扬。我对于文化程度低，学习困难的同志常进行个别辅导，深入浅出给他们讲党的建设，鼓励他们结合实际讨论问题。我经常参加他们讨论会，帮助他们开好讨论会。另外，发现有些学员想家或不团结，常采取个别谈话方式，很少在大庭广众下点名批评。平时到班上给他们聊天，开玩笑、下棋，打成一片，因此我和他们关系搞得很好。以至学员中有不少私事，如恋爱、找对象等问题，也找我当参谋。我体会到，连队政工人员与战士的心贴得越紧，就更能发挥政工人员的威力。

抗大是革命熔炉，它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在这个革命熔炉中学习、工作了七、八个年头。尤其是三次在连队当指导员，在基层做思想政治工作，接触过不同文化程度、级别、成份的学员，并和他们同甘共苦，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对于我的成长很有帮助。当此纪念抗大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深深怀念这段工作经历，也促使我更加珍惜这个革命熔炉中陶冶出来的同志情谊，深感革命传统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