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纵横敌后

华中大队从华北到华中，路程二千多里，历时半年稍多。当年是饱历艰苦，战胜险阻，风尘仆仆地迈着一双腿走过来的。这是一次长途战备行军。只要情况允许，沿途可以受到所过地区的部队的护送。因而，自始至终，也和到达的每个根据地的军队和人民，在紧张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同甘共苦。正是一个个根据地的开创、坚持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以及得来的宝贵经验，成为同志们学习的生动教材。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个场面，一支支壮歌，使大家大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艰苦备至的长途战备行军，对于干部队中占主要成分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是最实际不过的军事课了。除了长途跋涉、夜行军、背负重（许多同志都把行装减到最低限度，而塞进了教学和工作需要用的书）和完全连队化、战士化的生活之外，过封锁线是重要一课。事实上，自从1939年夏天随总校渡过黄河之后，大家就已经多少次在敌人的铁路、公路封锁线之间来去过了。当年抗大总校向敌后进军，就是在敌人的封锁、堵截下，三渡黄河，由永和关改道黑峪口，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在一二〇师大部队掩护下，从太原以北，大规模越过同蒲线，踏上太行山，进入晋察冀边区。那是第一次过封锁线，经历过一天两夜、一百多里距离的连续的强行军，经历了夜行军中那不停歇的令人气绝的奔跑，翻越重山，涉渡浅涧，多次的失联络，少部分人还遭上敌人的埋伏……。抗三团三队的一位红军上士（事务员），就是在越路后为摆脱敌人设伏的又一次一天一夜的强行军中，牵着伙房的毛驴，在高山严寒的带着冰雹的风雨中，受冻致死的。三团全体干部从行唐来晋东南受命，又是在掩护部队同守在娘子关上的敌人激烈作战中，在弹雨纷飞之下，强行越过正太路的。当年春天，这个团到冀中办学，也在平汉线上走过几个来回。在大平原上往往一夜几次的转移；在保卫夏收中，发生过在铁路西侧遭到敌人包围的西瓦营战斗——老红军教导员肖国胜同志和几十名干部学员英勇捐躯在阵地上。同志们经受了来到敌后这些血与火的洗炼，怀着坚韧不拔的信心，热情奔放地迎接新的长途行军任务。

华中大队和山东大队组成之后，南下行军需要越过的第一条封锁线又是平汉线。越路地点选定在邢台以南的沙河。日寇为了割断太行山区与铁路以东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沿着铁路挖掘了一条宽三、四米、深约三米的封锁沟，并在铁路沿线增修碉堡，设置哨卡，建立伪组织巡逻放哨。铁路上还有铁甲车昼夜巡逻。百团大战过后，敌人更是加紧防卫，出动频繁。

按照当时拟定的越路计划，这一天需要走一百七十里左右的路程。从出发地到沙河有七十里，过路那边到预定地点还有九十多里。为此，队伍下午就出发，天黑以后到达铁路附近，已经可以听到铁路线上不时传来巡逻的吆喝声，以及过往火车和铁甲车的轰隆声。这时，护送部队从前来接应的敌伪工作人员那里获悉了据点上新增加了敌人，并且正准备出动对铁路沿线进行“扫荡”的情况。敌情一下变得严重了。原定的越路计划能够有把握地实施吗？队伍的安全能有保证吗？是前进，还是暂先退回？队伍隐蔽在靠近路边的地点，从九点等待到十一点。洪学智等领导同志经过详细地查询有关敌人据点、附近地形、村落，以及道路交通各方面的情况，并对部队的越路准备再次作了交待和检查之后，才下定了立即行动的决心。在洪学智等同志亲自指挥之下，同志们肃静、迅速、按次序地跟进，在迅跑中，以喜悦的心情，两步就跨过了铁路。在黑暗中攀越封锁沟，对一些体弱的同志以及牲口，是很大的困难，同志们互相帮助，解下绑腿，前拉后推，好不容易也都翻登上来了。这时，敌人的铁甲车，轰隆地开了过来，探照灯向着前后左右来回照射。洪学智同志低声传令全体迅速卧倒，不要惊慌！果然，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铁甲车也就开过去了。队伍才又继续急行，拂晓前到达路东那边一个伪化了的村庄，封锁起来，停下休息，下午继续前行，胜利地到达冀南地区，找到了王近山同志领导的七旅部队。

在冀南地区，从馆陶县境夜渡卫河，又是新的一课。冬天卫河水面宽约五、六十米，但水深、泥滑、岸陡，沿河设有敌人的据点。紧靠对岸，还有一条公路与河道平行。这是割断冀南、鲁西两个根据地的又一道封锁线，屡次发生过敌人对我渡河部队的袭击。这是又一个必须冒难越过的险关。经过几个夜晚试行涉渡，因条件不具备，都没有过得成。终于选定在距敌据点仅一华里的地方，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依靠一条小划子和每次只能坐四、五个人的几只木盆轮番运送。这是个朔风凛冽的沉沉黑夜，同志们紧张而静默地守候在河岸一边，在部队领导的严密组织下，听从命令分批渡河。由于事先联系好，同对岸要同时渡河去延安的一批干部互换了骡马，解决了马匹渡河这个较大的困难。直到午夜，由支书蒋润观同志率领的最后一批人也全部渡过来了。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以急行军紧接着跨越过敌人的又一道公路封锁线，到达鲁西北教三旅杨勇、苏振华部队所在地区。队伍在这里平静地休息了几天。

再往前行，就是教四旅所在的湖西地区。这时，敌情又开始紧张，一些地区顽化、伪化了。前面冠县、聊城之间就有一个横宽一百六十多里的地区，要到华中新四军彭雪枫部队所在地区，这是必经之路。这里地主豪绅以及青红邦、哥老会等地主武装势力很大，一路都是敌视我们的土围子。这个地区的周围，还设有敌人的一些据点，得先绕过敌人的据点，才进入这个伪化区。队伍下午两点就出发，天黑以后，临近敌据点，才得知据点上鬼子、伪军都增加了一百多人，准备“扫荡”。是过，还是不过？又一次把指挥员难住了。当时，整个晋冀鲁豫地区的敌情日趋紧张，敌人为报复百团大战的又一次大“扫荡”即将开始。留下来，问题更大。洪学智等领导同志再次下了坚决前进的决心。队伍机警地离开了大路，绕行在田野上，绕过了敌人的据点，幸好鬼子和伪军都没有出来。进入新伪化区之后，由于一个个土围子都有人不停地吆喝、鸣锣、打枪，请好的响导，在紧张的情况下迷路并吓跑了。这里离预定的停留地点刘家围子还有八、九十里，方向不辨，进退两难，怎么办？洪学智同志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和吴盛坤及周彬、杜剑华、张兴华、于辉等同志研究了情况，决心依靠随护送连行动那位副营长带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和指北针，以及观察星空、地物，辨认方向，继续前进。队伍在黑糊糊的田野上终宵躜行。天快亮时，找到一个村子，把它封锁了，进去找到人查问地名，才对上前面一个大村子。看地图，离预定地点还有几十里。尽管已经走得人困马乏了，因为心踏实了，更加鼓起劲继续前行，终于在翌日的九点左右到达了预定的隐蔽点。这是个还没有伪化的村寨，有六、七十人的自卫武装，不久前还有鬼子来过，接触过一下。洪学智等领导人召见了寨子的头头，向他们做了工作。在严密警戒下停留了一个白天，傍晚才请寨子的人带路，继续行进，越过钜野公路，通过了这个伪化区。在杨勇同志派来的部队接应下，不久顺利通过阳谷附近的旧黄河（河水已干涸），到达鲁西南邓克明、张国华同志的教四旅所在地区。(https://www.daowen.com)

1941年阳历年刚过不久，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山东军区罗荣桓政委派机要交通员送来中央的电报，要华中大队暂在原地待命。当时大家心情十分激动，对国民党蒋介石披着抗日外衣，妄图集中主力军队消灭真正抗日的新四军，激起无比的憎恨。这更坚定了大家到华中敌后去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干部的决心和历史的责任感。

湖西地区待命的两个月流动的游击生活，使大家在各方面都受到更深刻的教育。这个地区由于1939年间个别领导人犯了“肃托”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干部遭到摧残与杀害，党和群众组织遭到破坏，党、政、军、民工作都受到严重损失。地区缩小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根据地，顿时变得冷冷清清。虽然在上级党的帮助下，纠正了错误，并进行了极其艰苦的工作，仍处在局面困难之中。部队只能活动在一个长约六十里、宽约三十里狭长地区，吃的烧的都很困难。一个小学教员写在家门的对联：“进有门，出有门，借募无门；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横幅是“度过难关”），可以作为当时群众困难心境的一个写照。敌情也异常紧张，鬼子四处增兵、安据点，不断出动。当时主要目标是打于学忠的东北军部队，也打我们。到一个地方宿营下来，时时都可听到远处坦克、汽车开动的声音。洪学智等领导同志经常爬到房子顶上细听动静，或到村子边上察看哨位，判断敌人的去向。有一夜行军宿营后，拂晓前的四点左右，干部队哨兵突然听到远处有阵阵枪声，带班班长马上报告了队长张兴华同志。张一面报告给洪学智同志，同时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洪学智同志和他很快赶到村外的哨兵跟前，问明了枪声的方向和持续时间，并找来乡长，问清楚距离我们八九里的枪响地方，原来驻有我军部队。根据周围敌情，判断是这个部队遭到敌人的袭击了，因此决定立即转移。热心的乡长为我们迅速派出民兵到前庄帮助警戒，并派来响导。这时紧急集合起来的队伍，已经送还了所有向老乡借用的东西，作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洪学智同志命令张兴华同志带队先走，他却留在后面，等待去各住处检查群众纪律还未回来的指导员于辉等三位同志和待命后撤的哨兵。队伍镇定、肃静地朝东北方向行进，安全转移到一个新的驻地。事后查明，遭到敌人袭击的部队也在与敌人战斗了几十分钟之后，安全转移了。这虽然是一次虚惊，对大家却是一次很好的战斗考验，为大家上了随时提高警惕，临敌不惊，并井然有序地作出紧急处置的良好一课。待命的两个月期间，通过同当地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以及派出人员帮助教四旅的教导队上军事课，帮助地方宣传群众，为单县县委办农村党员训练班，参与做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和训练民兵的工作，既帮助了当地的工作，也使自己了解了地方，得到了很实际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使同志们深刻地认识到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的重要性。毛主席关于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的教导，深深刻印在每个同志心中。

的确，敌后进军以来，同志们亲身接触到的各个根据地建设和斗争生活的情景，对大家是最有用不过的学习。这里面包括有：“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高水平的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激动人心的“陈庄大捷”和日寇“名将之花”阿部中将的就歼；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那里遍挖了纵横交错的路沟，其后不久，就发展为叫敌人束手无策的地道战；晋东南、冀南粉碎敌人的“十路进攻”、“铁壁合围”；冀南人民武装对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的胜利反击；还有鲁中“无人区”（敌人“三光政策”所致）的艰苦卓绝的坚持抗战的斗争；以及华中，苏北地区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迅速发展起来的崭新局面……。凡此等等，都是书本中读不到，非身历其境，是不容易学得真切的。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几千里敌后，无处不激荡着如鱼依水一般的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抗战热情，无处不迸发着源源不竭的抗战潜力。活生生的事实，最有说服力地表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符合国情，因而能够深得人心，到处都畅行无阻。它使同志们深刻理解了毛主席的书和中央的决议指示，懂得如何把它们同各个根据地建设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它使同志们比较熟悉了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了解了人民，学会亲近人民、热爱人民。

长途的敌后进军，又是对每个同志的思想和作风的一次严格锻炼。从接受任务、编组成行军队伍那天起，除几位领导和由军事主任教员杜剑华牵头负责组织整个行军事项的参谋人员之外，全体教员、干部都分别编在班排里。指定了队长、指导员和班、排长，成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开展了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始了人人高度自觉地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而又愉快活跃的集体生活。一路上，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对体弱的同志、女同志、小同志热情照顾。当年担任政治助教的祁鸣同志，在一个风雪之夜执行哨兵勤务。洪学智同志不顾深夜严寒，亲自检查哨位，单人从侧后接近，试探哨兵的警觉性，并且现场教他如何注视周围的动静，怎样发现和判别敌情。许多亲身受到过领导和老同志这种言传身教的同志，都深深感到革命情谊的无比温暖，于今不忘。好几位担任学员队队长、曾经多次负伤的老红军干部，始终和大家一样背着背包，长途跋涉。老同志们的模范行为，对于激励和奋发大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最富成效不过了！在冀中军区参军的几个小战士马文考、王振山、朱联勇、郭瑞田等，他们有的只有十二、三岁，远离了父母和家乡，学着老同志的样子，也背着背包，还提着饭桶、菜盆等，一样长途跋涉、不怕苦，不怕累。在行军间隙与休整时，他们积极学文化。在大队娱乐晚会或军民联欢会上，他们能歌善舞。郭瑞田说的抗日大鼓书，和女干部李立芳同志的京剧清唱，会计甄子明同志用二胡拉的广东音乐，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全体同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积极性，准确执行了从侦察联络、行军设营、站岗放哨、筹集粮草、帮厨挑水、牵喂牲口，到宣传群众，检查纪律等等工作，不辞劳苦地承担了一切公差勤务。人人都做个普通一兵，行军中的种种艰苦，大家都习以为常。队伍到达鲁南地区时，曾有近十天断了粮，得逐日派人四出到群众家筹集购买一些红苕藤、豆叶、糠皮搓成的团子充饥。有一段时间则天天只吃黑豆和带糠的高粱煎饼。有时因同地方联系不上，断了经费，伙食费也得向大家仅剩的一点零用钱筹借；有时发不上津贴费，牙刷、牙粉都买不起了，大家就用猪鬃自穿牙刷，用盐刷牙；以豆叶当烟叶吸，用炉灰冲水代替肥皂洗衣服。天暖了还换不来单军衣，就把棉衣里的棉絮拆下来，当夹袄穿着。这些大家都毫无怨言。二千多里路程，数不清的县份，昼行夜宿、夜行昼宿地走了过来，向数不清的村庄民家借锅煮饭、借草投宿，始终没有发生过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而在每次要离开我们曾经停留稍久时间的村庄时，全村男女老少、同我们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情景，差不多都要发生。干部队的成员，来自天南地北，几乎包括了中国的所有省份，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喜好各有差异，一道儿地走了过来，一道儿地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同甘共苦的生活，凝炼了大家的战友情谊，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同志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赖大大加深。整个行军期间，同志之间、上下之间，不仅没有发生过争吵和龃龉，相反的，许多同志很自然地结成深交，终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