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
死亡笼罩着舞台。《哈姆莱特》的结局是“骄傲的死神”杀死了许多“王室贵胄”。在莎士比亚悲怆的声音中，“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人自害的结局”。剧中的情节几乎充满了凶杀、阴谋与死亡的神秘恐怖的色调。
鬼魂也出现在舞台上。他告知爱子哈姆莱特他被弟弟克劳狄斯暗杀，并被夺去王位与王后的真相。然而，接踵而来的“王子复仇记”却没有成为一场惨烈的决斗，而是演出了哈姆莱特内心中进行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思想的煎熬与行动的延宕中，他误杀了权臣波洛涅斯，失去了情人奥菲莉亚，并在克劳狄斯设计的比剑圈套中与仇敌同归于尽。
所有主要人物，除了目击者霍拉旭，都被死神送进了“永久的幽窟”。这部同样以黑夜为背景的戏剧世界，如果不是那个游荡的有罪的灵魂，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白昼的欢乐音乐。但是，鬼魂来了，正像《麦克白》中的女巫显形一样，我们的丹麦王子就被抛到了“世界末日”，抛到了世界“这座牢狱”之中——我们也因此而清晰地听到了黑夜那粗野的喘息，听到了一支“鬼魂奏鸣曲”。
晶莹的丹麦王子原来是信奉人文主义思想的“小天使”，稚气未脱，天真未凿。与其说他是物质的实体，不如说他是理想的一个美妙的影子。哈姆莱特就是一个梦幻。他本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他却被求知欲驱使，来到人文主义思想堡垒——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在王子心里，理想比王位更为宝贵。他要将威登堡之梦完整地带回到丹麦的土地上来。然而，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那些德国的大学里，形而上学已经探索到事物本质，人们已经生活在理想世界里，梦想已经使人进入了内心生活”。
成长于虚幻的威登堡的丹麦王子自己也坦然承认：“即使把我关进一个果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着无限空间的君王的。”王子的梦幻中五彩缤纷，只有世界这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有人类这件自然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惊叹并高声赞美人类“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这不是人文主义战士，还能是什么呢？很遗憾，哈姆莱特并不是叱咤风云的创造新思想的英雄，在人文主义学说面前，他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一个谦恭而虔诚的小学生。因为他是在威登堡的童话王国里，而不是在坚实的现实的土壤上接受这一理论的。所以他的思想与爱情的迅疾的翅膀是在梦中飞翔的。
在他内心的知识生活中，“一切邪恶都在他心里激起猛烈的愤怒，一切善良都使他感到幸福”。他将他的理想寄寓于父亲的身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堂堂男子，高贵、友善和真诚”。“他爱他的父亲，差不多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因为他在父亲身上所爱的不是那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形式，而是他的灵魂所向往的那种美好、伟大的东西”。
他认为父亲已经实现了人文主义关于“人”的理想——建立功勋；倡导平等、民主；爱护妇女和人民等等，而从未想到他也是一个未来新生活的实践者。他仅仅将自己看成是向凯旋的父亲欢呼雀跃的观众，并不明确他的使命是有朝一日践登王位，像父王那样战斗，甚至超过他的伟大。总之，父亲就是哈姆莱特的全部理想。
也就是说，对“人”的信仰是王子的生命。
同时，他还拥有着生活中的另一种美好的事物：他深深地爱着奥菲莉亚。“这种感情给他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和生活的幸福感”。当然，他也不缺乏友谊。所有人文主义理想的崇高内容，在他的梦幻生活中都可以发现。既然这个深刻的、凝注的角色的内心如此地丰富、充实，他就不可能不在美妙的梦乡中对着世界微笑。
王子的梦持续得太久了。直到三十岁，直到父亲暴卒，他才从梦中醒来。梦醒后的剧痛源于他生命的丧失：他在威登堡入睡，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丹麦这座世界上最坏的牢狱里。他的信仰动摇了，爱情被亵渎了，友谊也消失了。
父王暴卒——这也许不算什么。但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曾发誓与父亲相亲相爱、性格“贞淑”的母亲，居然会在居丧不足两月，就匆忙地、脆弱地嫁给他的叔父——一个禽兽不如的小人，并给他带去了最宝贵的嫁妆——王位和王冠。
由于生活侮辱了他美好的感情，他对变故的初次反应是要回到威登堡去，以求得心灵的逃避。但现实没有“批准”他重返梦乡的申请——父王遇害的真相被披露了。母后的改嫁抹去了他头脑中女人的理想观念，而父王被害更震撼了他的心灵：这桩表面上有悖人伦的婚姻，并不仅仅属于道德的范畴，而是一桩卑鄙的政治谋杀。于是，王子头脑中的全部理想都被击得粉碎。
母亲改嫁、父亲遇害、朋友卖身投靠，连奥菲莉亚也在其父指使下来探查他内心的秘密。柔弱而忧郁的躯体受到连续的打击，哈姆莱特的“生命”消失了。他觉得与世界分离了。生活的一切美梦变成了噩梦——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变成了一个不毛的荒岬；覆盖众生的苍穹、壮丽的帐幕变成了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伟大的人类，也变成了泥土塑成的生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和腐朽的臭皮囊了。
优雅的王子失常地宣泄绝望：“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版上，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一切陈言套语，一切过去的印象，我的少年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
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哈姆莱特的痛苦。当有人问踱来踱去的王子拿的什么书时，他的回答是：“都是些空话，空话，空话。”
“我的一切都被否定了，那么，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在否定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对时代所应担负的责任：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哈姆莱特知道复仇的意义所在，但不愿接受使命。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措手不及。他试图远离世界，逃避个人的角色，放弃他在人生舞台的应有位置，只扮演一个普通的观众。父亲健在时，他逃避到了威登堡；父亲去世——威登堡不存在了，他却胆怯得不敢登上舞台。如果他没有丧失信仰——他的生命，或许他会毫不犹豫地登场。但热情的哈姆莱特死了，新的、坚强的哈姆莱特还没有复活。“倒霉的我”一词表明他明知无法摆脱时代赋予的重任，但却依然犹豫不决、怀疑自我：现实不是刚刚检验过他的梦幻吗？梦幻被碰碎了。他还没有从这一绝望中清醒过来。
“他明白，复仇是他的神圣职责，如果不轻视自己，就不能不予以完成；他甚至决定复仇了，并且看来是下了坚定的决心，甚至感到一种粗野的快乐；可是同时，他在自己的决心的重负下跌倒了。”
因此，他一直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徘徊。他辨不清“默默地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
生存下去，就必须对人生负责，并接受人生的使命——这是他不情愿的；毁灭，就意味逃避，他也决不甘心。生存，也就是复仇，与他的善良本性冲突；毁灭，即逃避，与他的坚强性格相悖。
哈姆莱特表现了精神的软弱。他的优柔寡断实质上是他的自信从丧失到恢复这一过渡时期里外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他考虑什么方式、选择什么时机去复仇。这阶段里，他仿佛只剩下一个头颅，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思考。思想压得他抬不起头。延宕复仇的本质是“三分懦怯一分智慧”。即使他不断磨砺他那”快要蹉跎下去的决心”，但一有机会他依然想逃避。因为他生来是爱人的。复仇就意味他要亲手杀害他自己的梦幻，杀害他自己的“睡眠”。
一般认为戏中戏的排演是为了试探国王、证实鬼魂的话。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是相信鬼魂与女巫的。丹麦王子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既不想重整乾坤，又知道他不能违背使命。于是他找到了一种可以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即，如果鬼魂的话真实，他无可推脱；但如果鬼魂的话不真实，那他不是既可以逃避复仇，同时又不受良心的责备了吗？哈姆莱特是怀着鬼魂的话是不真实的这一希望来排演戏中戏的。但结果证实了鬼魂的话。这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任何延宕复仇的理由了。
可见，软弱并不是哈姆莱特的本性，而是他的一种心理状态。从思想到行动，正是莎士比亚所要表现的这个伟大人物的脆弱时期：一个身处危境，面临强敌的王子，第一件人生使命竟然是重整乾坤。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哈姆莱特一切行为。
相比之下，王子行动的过程远远短于思想的过程。但即使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浸透了审慎的思想的因素。在去母后房间的途中，他看到了叔父祈祷。这是刺杀暴君的最佳时机。但他罢手了。原因是他不能在国王祈祷时复仇——那会使恶魔的灵魂升入天堂。王子另寻复仇时机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看到，暴君的忏悔实际上引发了王子的同情心。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刺死了窃听的国王（实际上是大臣波洛涅斯）。这时国王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激起了他的狂怒和仇恨。
只有在他杀死波洛涅斯之后，向暴君复仇才成为可能——他经受住了考验，变得刚强而且果敢了。如果他一开始就杀死叔父，他就不再是哈姆莱特，而只能是堂·吉诃德。但现在，他摆脱了软弱，与克劳狄斯进行最后决战。然而，一切都来得太晚了！他的延宕太久了。他在杀死敌人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也正是这样，他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悲剧的死亡这一庄严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