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点好吧！』
果戈里（1809—1852）作为19世纪俄罗斯“自然派”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小说《死魂灵》震动文坛，也以其名剧《钦差大臣》为19世纪俄罗斯戏剧指明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1835年，果戈里致信普希金：“修点好吧！给我一个情节，不管是好笑的不好笑的，只要是纯粹俄罗斯的奇闻就行。我的手痒痒的，很想写一部喜剧……”
于是，普希金讲了一个故事：在彼萨拉比亚城有个名叫巴维尔·斯维尼纳的无赖，冒充彼得堡的大官，招摇撞骗，蒙混一时。生活在沙皇制度之下，并对黑暗的官场生活稔熟于心的果戈里立刻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启示和灵感。
当所有人张大嘴巴之际，闹剧结束了。
这就是1836年4月21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首演时的情景。刚才，观众还在捧腹大笑。连俄国官僚甚至沙皇本人也笑得前仰后合。但收场时清醒过来的沙皇勉强向演员致谢后，不满地说：“哼！这算什么戏！人人都不痛快，而我尤其如此。”
《钦差大臣》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从这里出发，哪怕走三年，也走不到外国去”的外省小城。一个彼得堡的年轻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路过这里，被地方官员误认为是钦差大臣。而这个弄假成真的骗子也就顺水推舟，摆起钦差威风，收取官吏的贿赂，然后扬长而去。事后人们才发现，他不过是个冒牌货。
喜剧的主人公理应是赫列斯达可夫。但作者却巧妙地以其作喜剧的钓饵，串连起市长等一大批不法官员。
剧中，市长“是一个服官多年，自以为是，非常狡猾的人。他虽是个贪官，可是样子却很威严，非常严肃，甚至有点爱讲大道理。”他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直言不讳：“我做官做了三十年，就没有一个买卖人或是包工能够骗得了我，骗子里的骗子都上过我的当；想一手遮天的流氓和光棍都上过我的钩；我曾骗过三个省长！……省长算得了什么？省长就不值一提！”
然而正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坏蛋居然将一个浅薄虚荣、不名一文的小吏认作钦差大臣，以致酿成一场荒谬绝伦的闹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职业骗子也受了骗呢？别林斯基指出，是“市长的恐惧”，是他作贼心虚、负罪恐祸的心理——这位市长欺压百姓，搜刮商人，收取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每年过两次生日，借以敲诈市民，弄得人们要去上吊。他自己却认为贪污有理：他有老婆孩子需要养活，而一点官俸还不够买茶水和糖。
至于警察局长，“为了维持秩序，他老是不问青红皂白把大伙都打得鼻青脸肿；”慈善医院院长阴险狡诈，专长告密。他对病人的治疗方案是：“越近乎自然越好；我们不用贵重药品。人是单纯的东西；如果他要死，总会死的；假如要好，也总归会好的；”法官读过五六本书，俨然以学者自居；邮政局长则最喜爱拆别人的信件。
作恶太多就心虚。狡诈也不容易起作用。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下，一大群老谋深算、见多识广的官吏才有可能被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子所蒙骗。然而，话又说回来，同样是揭露黑暗的沙俄专制制度，如果果戈里描写的是真正的钦差识破市长及属下的一班贪官污吏，那它就不是一出喜剧；如果真正的钦差一行被市长等人所蒙骗，那这也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喜剧。果戈里敏锐地预感到，如果是一个假钦差反过来蒙骗了劣迹斑斑的市长一伙，而且这个冒牌钦差的手腕并不高明，只是荒唐透顶的话，那这就必定是一个滑稽到极点的、不可多得的喜剧。
因此，彼萨拉比亚城的无赖在果戈里笔下摇身一变，成了贵族阶层的花花公子。他最后不仅没有被捕入狱，相反，在戏弄够了那批贪官污吏之后拂袖而去——这既令观众感到一种莫大的快意，又天衣无缝地确定了故事的真实性。
在剧中，钦差大臣即将巡视该城的消息，使得市长及那些“略有小过”的同僚们在恐惧的等待中疑神疑鬼。市长先是夜里梦见两只奇怪的耗子，而后又收到长舌妇和造谣家的密报：本城旅馆里来了一个“外表不错、身穿便服”的青年人。此人“买什么都赊账，连一个子儿也不给，甚至连我们盘子也要偷着看看。”市长预感此人来路不明，遂断定是钦差大臣微服私访到了本城。为防不测，他显然又拿出了当年骗那三个倒霉的省长的干劲与机智。
市长决定主动出击，亲临虎穴。他一方面想侦察“钦差”的真实情报，另一方面也给自己留下退路：如果被其发现身份，便以视察旅店来作为掩饰。
赫列斯达可夫这个纨绔子弟本来将钱财挥霍一空，付不起账，却又爱虚荣、讲排场，吹牛撒谎。当他正为饭食与伙计争吵时，听到市长前来，大惊失色，但又虚张声势，以彼得堡纨绔子弟的优越感，蔑视起这些外省小城的乡巴佬，大喊：“你怎么敢？你怎么敢？”不料这吼声把恰在门边的市长吓得灵魂出窍。二人相视而立，各自浑身战栗。
赫列斯达可夫对市长的曲意逢迎不知所措，语言前后矛盾，表情瞬息万变。当他发现有机可乘时，便声色俱厉，反客为主，由刚才告饶“乡下就会给我寄钱来”一下子变成要去见“总长”，这种“气派”证实了心怀鬼胎的市长的揣测。
值得注意的是，市长检验钦差真伪的“试金石”居然是贿赂。岂不知，这恰好搔到花花公子的痒处，他立刻将市长的四百卢布装入腰包。有了这沙俄官场上百试不爽的试金石垫底，市长觉得“现在事情好像有门了”。但他还是不放心，又在酒席上用“连大象也会醉倒的”玛杰拉酒灌醉钦差，以达到酒后吐真言的目的。
尽管这类妙计层出不穷，但市长还是无法摆脱负罪的恐惧。这样，假钦差就被市长的想象炮制出来了。
别林斯基指出：钦差大臣“是市长的惊恐万状的想象的创造物，一个幻影，他的良心的影子”。
于是，旅店里潦倒浅薄、欠债不还的无赖，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市长的公馆——果戈里在这里令人信服地在沙俄黑暗现实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出平素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被“鱼肉”的丑剧。深受压迫的人民的强烈意愿居然通过一个纨绔子弟之手被鲜明地表达出来——当我们看到一大群丑类在趾高气扬之际，忽然吃了那么一点苦头，难道这不正是观众所一直期待的一幕吗？
选择赫列斯达可夫来完成喜剧的使命，这是剧作家的匠心所在——这位骗子不过是一个好吃、喜爱寻欢作乐，并有一套过人的赌钱本领的无赖。果戈里有意让他在公共场合下信口雌黄：什么与总长交情很深，是普希金的老朋友啦，什么别人将他当成总司令而举枪敬礼啦，他吃的西瓜一个值七百卢布，喝的汤是直接用轮船由巴黎运来的……冒出的那股子蒸汽是自然界所找不到的，等等。然而，正是主人公这种花天酒地、自吹自擂、哗众取宠、厚颜无耻的性格，恰恰与彼得堡官场流行的浅薄无聊的风气相吻合。也正是这种赫列斯达可夫性格，才让果戈里从容不迫地揭示了“生活的主人”——俄罗斯上层社会的百丑图。
不过，果戈里并未就此罢手。他继续让假钦差视察各处，并索贿受贿——所有官吏都在一种既心怀鬼胎，又渴望巴结权贵，求得升迁的微妙心理中战战兢兢地侍候这位彼得堡老爷。丑剧逐渐达到高潮：赫列斯达可夫在房间里与市长女儿调情，“出于爱情，真是出于爱情。……您瞧，我跪下了。”当市长夫人也为了“爱情”闯入内室时，庄严的钦差大臣脸不变色心不跳，以跪姿转向市长夫人：“夫人，您瞧，我快要被爱情烧死了。”夫人请他起来，他坚持不懈：“不，要跪着，一定要跪着……。”夫人忸怩作态称自己是有夫之妇，钦差大臣立刻说：“没关系，爱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宣告法律无效吧。”
而就在钦差与市长女儿调情时，果戈里也没忘了顺带讥讽一下高贵的市长。市长见二人接吻，开始不敢相信：“他妈的！真的？在接吻？”当他看清以后，欣喜若狂，“天呀，在接吻！真订婚了！”“嘿！安东（他自己名字）！嘿，安东！嘿，市长！大功告成了！”全剧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高潮。
果戈里在这出戏的“作者自白”中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赫尔岑也说：“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读过这样完备的关于俄国官僚的病理学教程。”“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现代俄罗斯的可怕的自白。”
许多年后，一位俄国高级官员见到果戈里后深为不快。他对人说：“我当省长时，剧院里上演他的戏，信不信由您，每当出现愚蠢的玩笑和一些庸俗不堪的表现，以及对当局进行嘲笑时，整个大厅的观众就回过头来瞧省长的包厢。我当时真不知道钻到哪里去才好。”
《钦差大臣》中并非漆黑一团。正如作者所言，作品中有一位无所不在的正面人物。“这个正直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别林斯基讲得更为直截了当：“公众用自己的笑声和鼓掌抗议了不成体统的暴虐的当局，抗议了强盗式的警察，抗议了整个‘昏聩的统治’。”
一个小小的“误会”竟然引出一段真实而深刻的社会历史；一个卑鄙小人竟然将强大无比的沙俄官僚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上——果戈里超人的艺术功力与精妙的戏剧构思历历可见。一百多年后，我国剧作家陈白尘依照果戈里的“笔迹”，针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戏剧《升官图》。
《钦差大臣》的结尾意味深长：当胜利的赫列斯达可夫扬长而去，受骗的市长等人懊悔不已之际，真正的钦差大臣莅临该城的消息传来。这时，我们的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一场真正荒唐的闹剧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