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天主教』

文学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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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上篇所讲,古典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法国政府承认的艺术创作方法,是17世纪的“官方现实主义”。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为古典主义大师发放津贴以示鼓励,建立法兰西学士院来制订语言规范和各种文体的格律。古典主义由此成为社会中文化最高阶层的财富——即宫廷和城市的财富。对此,古典主义理论家波瓦洛(1636—1711)就公开号召人们“研究宫廷,认识城市”。

这就构成了古典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服务王权。

古典主义戏剧(主要是悲剧)取代其它艺术形式而成为17世纪专制制度的正宗艺术,除了时代因素,与欧洲戏剧的发展亦有密切联系。戏剧的源头——希腊悲剧,庄严,雄伟,充满英雄气息。这与17世纪精神不谋而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在一个崇高、壮观的框架里演出他们自己的历史场景。在他们眼里,喜剧是低贱的平民赖以生存的空间,而国王和贵族却希望自己也戴上英雄面具,走入悲剧。他们让悲剧从古希腊的神坛跳出来,进入沙龙与宫廷,成为封建统治者自我欣赏的一面精致的镜子。

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是高乃依(1606—1684)。其代表作是1636年上演的《熙德》。这也是古典主义奠基之作。

剧本取材于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熙德的故事,描写男主人公罗德里克与女主人公施曼娜是一对即将订婚的恋人。两个人的父亲同为朝廷大臣,因在国王面前争功邀宠而发生冲突。施曼娜之父打了罗德里克父亲一记耳光。依照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这是奇耻大辱。罗德里克经过思想斗争,决定牺牲个人爱情为家庭挽回荣誉。他与施曼娜父亲决斗并杀死对方。于是施曼娜觐见国王,请求主持公道,惩处罗德里克。当罗德里克来负荆请罪时,她又处于情感与责任的矛盾冲突中。这时,摩尔人入侵。国王命令罗德里克统军征讨。罗德里克出奇制胜,俘虏了摩尔人的两个国王,获得“熙德”(摩尔人对君主的称呼)称号。经过种种曲折,最后由国王出面调停这对恋人间的矛盾,约定二人一年后成婚。这对情人终于化恨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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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冲突主线是封建荣誉观念与爱情间的矛盾。依照封建传统,人们必须绝对服从荣誉或责任的要求,抛弃其它。然而高乃依在主人公在维护个人荣誉观念的同时,偷偷加进了“过度的爱情”。事实上,如果没有了爱情的介入,家庭间的矛盾也就简单化了。剧本的主题就只能是捍卫封建荣誉观念。但作者选择了“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欲,并表现出心灵中情欲的冲动与天职的准则或良知的要求形成对立的题材……”。有了爱情,捍卫荣誉的行为就受到挑战。复仇会伤害爱情;而放弃复仇又损害荣誉。罗德里克认为,“不复仇会引起她的蔑视”,同样会失去爱情。最后他杀死情人父亲,又向情人请罪。也就是说,为了维护荣誉和爱情,他都必须选择复仇。同样,施曼娜要求国王处死情人也是出于家庭荣誉和个人爱情的双重原因。她说:

“你杀了我的父亲,显出你配得上我;

我也要杀你,好显出我也配得上你。”

这说明了什么呢?显然,支配二人行动的根本动机是爱情,是与封建荣誉悄悄糅合为一体的爱情。表面上各自的家族荣誉得到了捍卫,但“捍卫”它们的真正原因是“过度的爱情”。但是,作者如果就此搁笔,这就无疑是一部近似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作品。而实际上,爱情没有解决关键矛盾。打破戏剧僵局的是国王的调停。

因此,冲突的解决方式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权威用国家利益取代了家族荣誉,也顺应了个人感情。不是爱情击败荣誉,也不是荣誉战胜爱情,而是国王的公正裁判——这就决定了《熙德》的古典主义性质,也反映了古典主义服务王权的特征。

崇尚理性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又一特征。波瓦洛的公式是“请先学会思考,然后再写作”。

“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

不过,波瓦洛所讲的“理性”,既不是笛卡尔讲的作为科学推理的“理性”,也不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倡导的“理性”,而是指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道德规范。

理性与情欲是相对立的。因此,古典主义戏剧常以理性与情欲之间的冲突作为主题。

高乃依稍后的拉辛(1639—1699)是古典主义戏剧又一杰出代表。他的《安德洛玛克》(1667)取材于特洛亚战争,内容是爱庇尔的国王庇吕斯在毁灭了特洛亚城后,将特洛亚主将赫克托尔的孀妻安德洛玛克及幼子掳为己有。他想与其成亲,背弃父辈为他订下的与爱尔米奥娜间的婚约。希腊人对安德洛玛克藏有赫克托尔幼子很恐慌,要求庇吕斯杀死他。但庇吕斯不愿得罪安德洛玛克而拒绝了,同时却以此为条件要挟安德洛玛克与他结婚。安德洛玛克起初拒绝。庇吕斯一怒之下想与爱尔米奥娜重归于好。安德洛玛克最后决定用婚姻挽救儿子性命。她计划举行婚礼后就自杀明志。看到庇吕斯准备与安德洛玛克结婚,爱尔米奥娜妒火中烧,叫追求她的俄瑞斯忒杀死了庇吕斯。当她见庇吕斯已死,也自刎而死。俄瑞斯忒因疯狂过度而昏迷过去。

剧本中,安德洛玛克以一个弱女子身分,面临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境地,既要保护自己的贞操,又要保护自己的幼子——特洛亚人唯一的复仇希望。残酷的现实注定不可两全之际,她依旧保持理智。

与其相反,庇吕斯、爱尔米奥娜及俄瑞斯忒三人都是情欲的化身。庇吕斯自恃有功,为了满足个人情欲,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保全敌人的儿子;爱尔米奥娜指使追求者杀死庇吕斯,“是因为我的愤恨杀他,而不是为了国家杀他”;俄瑞斯忒也只考虑个人情欲。他因庇吕斯迷恋“美丽万能”的安德洛玛克而“暗暗地欢喜”。民族利益与个人私情之间的主次关系完全被这三人颠倒了。

拉辛认为,这三个人不遵从公民义务,背弃民族的整体利益,用个人情欲否定永恒的理性原则——结果被情欲烧为灰烬,要么死亡,要么疯狂。只有保持理性的安德洛玛克,虽然处境远比前三人危险,但协调了理性与感情之间关系,并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幸福地活了下来。

古典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注重格律。

波瓦洛是古典主义诗学的奠基者。他的理论专著《诗艺》是古典主义的最高法典。这位拘谨而又不失伟大的“法官”为有着最为丰富多彩的个性的文学制订了一系列条例、法令。这些条令使得古典主义大师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战战兢兢地朗诵他们的“应制诗”。当然,只有调皮的莫里哀不时用他的喜剧,躲在宠爱他的国王身后朝这位不苟言笑的法官装扮鬼脸。

波瓦洛认为艺术以美为目的,而美就是真,“没有任何东西比真更美”。既然美就是真,而“自然是真实的”,所以,他号召诗人“摹仿自然”。他的“自然”(Nature)并不是指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古典主义者过滤过的人性(Human Nature)。

波瓦洛要求“摹仿自然”,但又不求过分真实,因为真实的事物未必能够赏心悦目。他进一步解释:“不管你写的什么,要避免鄙俗卑污。”这就是说,作品既要真实自然,又要适度得体,不致引起读者反感。

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法规是“三一律”,即剧作家必须把舞台上发生的故事集中在24小时内,在一个地点内完成——亦即在一个地点,用一天时间,完成一个动作,达到时间、地点、行动的完美统一。

古典主义者误认为“三一律”是希腊人留下的创作规范。对此,马克思说:“……无疑地,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从理论上所构想的那样的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和它的说明者亚里士多德)的不正确理解上。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无疑地,他们正是按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斯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地解说了亚里士多德之后,还长久地固执着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

三一律的出现,更多地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岂止三一律,连古典主义不也是路易十四卧室内的一件精美陈设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所说:“由于社会上一部分有教养的、优秀人物的需求,戏剧离开了广场,而迁往华丽的殿堂。诗人也移居宫廷。然而戏剧仍旧忠实于自己最初的使命——影响群众,引起他们的求知欲。但是这时戏剧放弃了通俗的语言,变成时尚的、经过选择的,特别高雅的语言了。”

“由此便产生了莎士比亚戏剧和拉辛的宫廷正剧之间的重大分歧。”

总之,古典主义是唯一以戏剧为主体的文学流派,是文学在回归人民手中之前的最后一种历史形式。在17世纪,“在欧洲,古典主义就是文学上的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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