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戏剧
博马舍（1732—1799）原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是巴黎一个钟表匠的儿子。
博马舍虽以剧作家著称于世，但骨子里是个钻入贵族客厅里的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他的生活年代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用其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贵族的话说，这是个充满了“思想自由、地心吸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悲喜剧……”等各式各样胡说八道的玩意儿的时代，是个令人“防不胜防”的野蛮的时代。
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特权，封建制度就必须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霸尔多洛就专横地对仆人宣布：“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永远有理。”“只要我们承认这些下贱东西有理，你们不久就看到主人的权力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然而就在同一部戏剧中，当贵族阿勒玛维华伯爵没有能力应付生活矛盾时，便想到了向“下贱”的平民求助。其实，贵族的妥协正是这一特定时代精神的外在表现。剧中霸尔多洛想占有少女罗西娜，而少女与阿勒玛维华伯爵一见倾心。为了爱情的成功，高傲的伯爵不得不放下架子，向仆人费加罗屈尊俯就。费加罗对此讥讽道：“您用得着我，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正是费加罗的安排设计，才促成了这一对贵族男女间的婚姻。费加罗这个有着捣鬼和弄钱等拿手好戏的喜剧人物在贵族面前，连一点起码的封建礼仪也不遵守，而伯爵对他也无可奈何。请看他们的一段对话：
伯爵：我记得你伺候我的时候，是一个相当坏的家伙。
费加罗：唉，天呀，这是因为你们不许穷人有缺点。
伯爵：你懒惰，荒唐，……
费加罗：照你们对仆人要求的品德，您见过多少主人配当仆役的？
从《塞维勒的理发师》到《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的民主思想是逐渐深化并显现出来的。在前者中，阿勒玛维华伯爵还是一个不甚荒唐的恋爱者，他的本性展露得并不充分，但在后者中，伯爵就已经是一个无耻的渔色之徒了。在西方戏剧的传统中，悲剧里崇高的主人公当属贵族；而喜剧所讥讽的小丑则定型为卑鄙的平民。在博马舍的世界里这一定式被打破了。并不愚蠢的伯爵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丑。在贵族阶级势力土崩瓦解的历史背景下，博马舍给自己的戏剧规定了新的准则：“描绘平平常常的男男女女在困难和忧虑中的情形？胡说！这应该报以嘲笑。最适宜舞台上处理的人物是可笑的市民和不幸的国王……”
费加罗的“荒唐”的喜剧由此冒了出来：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他还是个冒牌的理发师，像外科医生一样给病人放血，但在《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费加罗的婚礼》中，这个浑身马房味的家伙着着实实给伯爵老爷放了一次血。
《费加罗的婚礼》写阿勒玛维华伯爵与罗西娜在三年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后，开始了偷香窃玉的勾当。他露骨宣称，“也许不那么老是一个样子，态度上多少带有一点刺激性”，而“爱情……不过是幻想，快乐才是实际的东西”。
他是“全省的首席法官”。为了赢得罗西娜的芳心，他宣布放弃农奴结婚时主人所具有的对其新娘的初夜权。而现在，他想从曾经帮助他击垮了霸尔多洛的防线的费加罗的新娘身上，恢复初夜权。博马舍这样介绍他的情节：“最逗趣的情节。一个西班牙大贵族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想引诱这位姑娘。这位姑娘、她的未婚夫和大贵族的夫人合力使这个在地位、财富和花费钱财方面有绝对把握实现他计划的老爷遭到了失败……”
为了给费加罗的婚姻增添麻烦，作家让贪财的费加罗向玛尔斯琳借贷，并许诺如不能偿还就要娶她为妻，然后让伯爵以一笔令人垂涎的嫁资来获取苏珊娜的初夜权。当费加罗将苏珊娜和夫人罗西娜联合起来构筑防线时，受了捉弄的伯爵便借马尔斯琳债务之事，以全省首席法官身分判处费加罗必须立即还债，否则必须娶马尔斯琳为妻。这一目的显然是想获取苏珊娜。但事实证明马尔斯琳就是费加罗这个自幼流浪的私生子的母亲。伯爵虽未得逞，但罗西娜却想借此教训一下不忠实的丈夫。她让贴身女仆苏珊娜允应伯爵的幽会，却自己化装为女仆前去赴约。嫉妒的费加罗正欲当场捉住伯爵与苏珊娜，却发现这是伯爵夫人的计策。最后的结局是，伯爵被夫人捉住把柄，跪下向夫人求饶。伯爵得到了原谅；费加罗也得到了新娘和嫁妆。
伯爵代表着封建统治的权力机构。他既维护封建特权，将女仆的初夜权视为“可爱的权力”，还利用司法职权迫害费加罗。正是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在发现有人藏在夫人梳妆室里时，便要将罗西娜囚禁到修道院里。正应了那句“荒唐因为厌烦；嫉妒因为虚荣”的台词。博马舍在剧中让费加罗与伯爵由同盟者变为敌手，并将矛盾焦点处理成封建的初夜权，其用意不难窥见——以玩世不恭的欣赏态度，观看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仆人是如何战胜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封建阶级的。
费加罗的胜利尽管不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而是智慧的成功，但以仆人身分，能够在斗争中将伯爵身边的一切人都拉到自己一边，这本身就证明了贵族阶级的孤立。连嫉妒苏珊娜的马尔斯琳也说，“没有个人利益叫我们互相残害的时候，我们都是倾向于支持被压迫的、可怜的女性，反抗那骄傲的、可怕的……可是有点愚蠢的男性的。”可见，捍卫女仆贞操的斗争，并非维护个人荣誉，而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夕，反抗封建统治的信号。因此，在废除封建的初夜权的“序幕”中，费加罗指出，封建政治的统治实质不过是“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不管像不像，装个要人，布置间谍，收容奸细，偷拆漆印，截留书信，明明苦于应付，却用事情的重要性来夸大铺张。整个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也好，阴谋也好……我认为它们有点像孪生姐妹”。
剧本的政治倾向如此鲜明，以至国王路易十六读到它时，惊呼“此人（指博马舍）嘲笑国家中所有一切应该被尊敬的事物，这个剧本的上演将产生危险影响，它会导致拆除巴士底狱”。因此，这部戏剧被勒令禁演。不久，博马舍也被当局投进巴士底狱。
但是，费加罗乐观、机智、勇于抗争的性格却深刻地传达出了资产阶级强烈的叛逆精神。丹东在大革命后曾指出：“费加罗消灭了贵族。”的确，这个自幼流落贼窟、学过制药、当过兽医和赌场老板，并为人理发、放血的家伙，从未想到过做一个正人君子。他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学到了诈骗和权术的本领，并自诩“我是天生当政客的”。他一面反抗伯爵的荒淫，一面又偷偷算计着伯爵的钱袋——“骗他上钩，把他的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同样狡诈的博马舍非常清醒：靠文质彬彬、道德高尚的哈姆莱特是打不倒封建阶级的，只有费加罗这个资产阶级无赖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对此，甚至有人断言：“《费加罗的婚礼》加速了法国大革命……”
《塞维勒的理发师》一剧经过三年才获准上演。而《费加罗的婚礼》经过六年的努力也获准上演。当戏剧于1784年4月27日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时，无数平民以及贵族挤入剧院。剧场内外一片混乱。
“这样，”西方批评家这样写道，“戏剧就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上升时期中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自觉的角色——这又无可避免地转而革新了戏剧的理论和实践。”
应该承认，资产阶级暴发户博马舍巧妙地运用了戏剧——这个演员与观众集体抒情、剧情与现实互相呼应的特殊形式，以戏剧的假定性揭示了生活的现实性，使得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愤怒与渴望的情绪在一个狭小的、虚拟的舞台上被扭曲地表现出来。路易十六没有说错，《费加罗的婚礼》可以看成是攻克巴士底狱的一次戏剧彩排，而完成这场戏剧斗争的尾声则是雨果的“欧那尼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