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鸟
享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19世纪挪威伟大的戏剧家。他生长在这个地处欧洲边陲、人烟稀少、相对闭塞的海滨岛国。正如这里众多的高山冰川、宁静的湖泊与绵延的峡谷森林点缀出了挪威民族的孤寂、傲岸与正直的气质，易卜生一生中所创作的26个剧本也无不打上这个民族美丽、坚韧和明朗的印痕。
易卜生在不同创作时期所写的民族浪漫主义戏剧（1850—1864）、批判现实主义戏剧（1865—1883）和哲理象征主义戏剧（1884—1899）对现代诸多戏剧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位批评家这样写道：“易卜生是戏剧史上的罗马。条条道路出自易卜生，条条道路又通向易卜生。”
19世纪70年代，一个叫劳拉的挪威姑娘与侨居法国的易卜生常有书信来往。劳拉文才出众，耽于幻想。她与丹麦青年基勒相恋并结合。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基勒个性严谨，循规蹈矩，唯我独尊。一次他身染重病，医生建议去意大利或瑞士疗养，否则会有危险。劳拉对丈夫隐瞒病情，私自借款，对其伪称是自己的稿酬。待丈夫病愈，二人疗养归来途中，一起拜会了易卜生。易卜生听说此事劝劳拉对丈夫说明真相，但劳拉没听。当债期已至，她只好在借据上伪造保人签名，以图延缓债期。不料基勒听说后暴跳如雷，翻脸无情。劳拉大受刺激，被送进精神病院。丈夫又提出离婚。幸福的家庭由此破裂。
易卜生于1879年写成的《玩偶之家》就是根据这件实事创作的：在受人羡慕的幸福家庭中，丈夫海尔茂即将升任银行经理，而几年前的一场大病几乎断送了他的一生。幸亏妻子娜拉伪造父亲签名借得一笔款子，与其南下疗养，使其病体康复。由于丈夫个性固执、守旧，娜拉一直对他隐瞒真相，自己含辛茹苦，偿还债务。而此时，债权人——也就是那位海尔茂属下的银行职员恰巧被解雇。他利用手中娜拉伪造的签名要挟娜拉，让她丈夫保留他在银行中的位置，并写信将借款真相告知海尔茂。丈夫勃然大怒，用冷酷的法律与社会准则来指责娜拉。丈夫的自私本质，使娜拉第一次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于是愤然出走。
娜拉，美丽、善良、活泼，出场时生活在一所雅致、舒适的房子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看得出来，娜拉善于持家。她爱逗孩子们玩，和他们一起捉迷藏。此时娜拉的顽皮、可爱，很难令人将她与成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她心地仁慈，多付脚夫报酬，送老保姆圣诞礼物；宁愿受“乱花钱”的批评，也要给丈夫和孩子们准备礼物。然而，她却不肯给自己买些什么。天性愉悦的她，唯一嗜好是像馋嘴的小猫似的，趁人不备，将甜杏仁饼干之类的零食往嘴里塞。当丈夫心情好，表示要给她买些什么时，她却开口要零花钱。
娜拉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乱花钱的孩子”。她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活在世上过快活日子多有意思！”这种热爱生活与劳动、知足常乐的性格源于她对自己这个幸福家庭的认识：丈夫海尔茂受人尊敬，工作勤勉，而且非常爱她。丈夫每天都要重复那些女人们永远也听不厌的语言的把戏——他称娜拉是“我的小鸟”、“我的小松鼠儿”。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一个温存的丈夫和一大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更能让一个女人感到幸福和快乐的吗？
但娜拉并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女人。她对林丹太太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有经过什么烦恼事。”的确，她经历过丈夫生病、独撑家庭的磨难。但受过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娜拉并不为艰难清苦的生活而苦恼。她果断地为救丈夫而借贷。为了补贴家用，她做针线、绣花以及抄写之类的工作，虽然“累得不得了”，但“心里很痛快”。
娜拉生活理想的动力，也就是造就她乐观天性的原因，是她对来自丈夫的爱情的坚信不疑。八年来，她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妻子，每日甘愿依偎在丈夫身边，充当他的“小鸟”，他的“小松鼠儿”，陪着他愉快地消遣——这一场景很自然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专用的一句成语：小鸟依人。
其实，这只“小鸟”并不是海尔茂这棵大树的附属品。当大树生病，濒临绝境时，“小松鼠儿”竟然能用一种不无淘气意味的方式，既对丈夫隐瞒病情，又冒着风险筹来钱款，而且还半撒娇地说服了固执的丈夫接受疗养，从而将这段生活磨难化为乌有。难怪她事后对林丹太太说，她曾做过一件得意的事情。
懵懂中的“小鸟”之所以乐于在“玩偶之家”中筑巢、孵卵、叽叽喳喳地跳出跳进，在于她沉浸在海尔茂谎言的包围之中。丈夫口口声声说：“我常常盼着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
所有这一切，都是这出戏开幕前就发生过的故事。真正的剧情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只有理解了过去的故事，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感知现在的故事。
剧的起首，是海尔茂升任银行经理。在作家巧妙的处理下，他不仅不是普通道德准则下的坏蛋或恶棍，相反，从资产阶级法律、婚姻观念来看，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模范丈夫。不难想象，他是靠着浅薄、虚伪的语言与庄严而又不无庸俗的面目，将娜拉这只自由的“小鸟”装进他的金丝鸟笼的。
海尔茂辞退柯洛克斯泰，引发了剧情冲突。因为后者正是娜拉的债权人。娜拉圣诞前夜的欢乐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冲散了。她既害怕虚荣的丈夫得知真相不肯原谅她，又担心她伪造的签名会断送了丈夫的锦绣前程。她先是努力争取丈夫让柯洛克斯泰复职，以便有时间还清欠款，索回借据，保全名声。努力未果，她在债主利用她的假签名、以向她丈夫告发的要挟下，毫无软弱的表现。她明白一切无济于事，决定承担责任，决不连累丈夫——她在孤立无助状况下，准备牺牲自己，第二次救助丈夫，保全他的名誉。她请女友为她作证，甚至还做好了自杀的准备。
天真无邪的“小鸟”认为，她的海尔茂是个真正的丈夫。他会原谅她，把一切责任承担下来。她确信，这个在男人主宰的社会中所罕见的“奇迹”一定会在她的托伐身上发生。只要“大树”给予她那么一句话，“小鸟”也就满足了。为此，她甘愿牺牲自己。
不幸的是，她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而另一桩她不愿看到，也没有料到的奇迹发生了：“大树”气急败坏，他要为“小鸟”牺牲一切的话音刚落，在得知真相后，他可爱的“小松鼠儿”瞬间就变成了“伪君子”、“撒谎的人”、“下贱女人”，“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并且，他还剥夺了娜拉教育子女的权利。
最令娜拉吃惊的是，她为他牺牲了那么多，而他竟不肯“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他丝毫也不考虑娜拉究竟是为了谁才去触犯了那“不讲理”的法律。他只想自己的仕途，而“小鸟”的安危早就抛诸九霄云外。
在这里，易卜生不断加重对海尔茂虚伪、自私个性的批判力量。当借据危机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经林丹太太调解，柯洛克斯泰改变初衷。待危险过去，海尔茂连连狂呼：“我没事了，我没事了。”等想到娜拉时，又赶紧将“小鸟”搂进怀里，无比高尚地原谅她的过失，以示安抚。正是丈夫一连串骤然变化，才让娜拉无法接受这个虚伪的性格，并认清，过去是谎言和幻觉支配了她，她在家里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她对这个连自家信箱的钥匙都要垄断于自己衣袋里的“陌生人”说：“跟你在一起，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小鸟”还痛切地感到，“不讲理”的法律、道德、婚姻、宗教等都是站在“大树”一边的。她完全被激怒了，决计告别这一切，独自飞翔，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人格独立的尊严。
小鸟的宣言斩钉截铁：“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玩偶之家》表达出了作者打破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家庭关系，解放妇女，鼓励妇女争取人格独立的鲜明思想。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称剧本为“妇女独立的宣言书”。易卜生也说：“现在的欧洲里，正在准备着改造社会关系；这种改革，主要是解决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状况的问题。我等待着这一改造，我为这一改造而兴奋，我愿意并且将要用我的终生的一切力量为这一改造而行动。”
诚然，易卜生“改造”了生活中劳拉的结局：娜拉没有被社会送进精神病院，却主动走出了家庭的大门。这一“改造”表现了作者对妇女未来命运的热烈企盼。娜拉的决绝行动宣告了易卜生彻底的人道主义哲学的胜利。她对男性世界的判决使无数麻木不仁的人们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并使我们第一次醒悟——原来我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有着那么多不近情理的、危险的和愚昧的现象存在！
对于“小鸟”的出走，有人责备她违背了母亲的神圣职责，有人担忧她出走后的结局。但易卜生关心的是，“小鸟们”已经学会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出走之后是悲是喜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这扇樊笼的大门被打开了——无数小鸟有朝一日也会像娜拉那样，在认清了海尔茂们的嘴脸后破门而出。
娜拉在落幕前留给世界上的海尔茂们的最后一句语言，是出门后一记有力的摔门声。
肖伯纳说：“娜拉身后‘砰’的摔门声比滑铁卢的大炮还要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