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光荣啊——这只铁手！』
1770年至1785年，在德国爆发了一次全国性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作为一次著名的文学运动，是因剧作家克林格尔的同名剧本得名的。它崇尚自然，推举天才，倡导民族意识与个性自由。在狂飙突进的大旗下，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剧作家，年轻的歌德（1749—1832）就是其中一位“从头骨到脚趾都显示了天才、力度和强度的人”。
正如恩格斯所说，生活在“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包围之下的18世纪中叶的德国，歌德从心底渴望着一种充满英雄主义与自由倾向的理想。当他从《葛兹自传》中发现了“一个最高贵的德国人的历史”时兴奋不已。他对母亲说，“我在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这样一本书，我要把它编成一个剧！铁手骑士将使这些市侩们睁大眼睛！真光荣啊——这只铁手。”于是歌德写下了这部名为《铁手骑士葛兹》的著名剧作。
葛兹原是中世纪的一个“自由骑士”。他曾在战斗中失去一只手，遂以铁手续之。他厌恶封建统治的黑暗压迫，以骑士叛乱的方式抵抗封建诸侯与天主教会的势力，并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理想。葛兹的时代恰逢德国农民战争时期。广大农民推举这位“自由骑士”做农民义军的首领，葛兹被迫就范，但他的思想与农民义军的政治主张貌合神离。他并不赞成农民们对贵族们采取暴力手段。这导致他日后离开义军，重新与封建诸侯孤军作战。葛兹最后失败被捕，死于牢狱之中。
歌德对葛兹形象的把握是极有分寸的——这对一位刚过弱冠之龄的青年而言是很难想象的。葛兹之所以能够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在于这位骑士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精神个性，在于他对下层人民的爱护，他的宽厚仁慈的胸襟，更因为葛兹在抗击暴虐统治的同时，从未忘记他的神圣职责——他将皇帝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来效忠，将捍卫国家利益的观念视同自己的生命。正如葛兹在剧中所言，他“正在进行一场光明磊落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最终目的与实质即——“难道不可以希望：将来对皇帝的崇敬、对邻人的和睦与友谊，和对臣仆的慈爱会成为传给子子孙孙的无价之宝吗？”在他看来，皇帝的存在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国家的利益与全体大众的幸福。“为大众的幸福尽心尽力，这才算是一种真正的生活”——这与忠于皇权是并行不悖的行为。因此，即使在皇帝受到奸人蒙蔽，宣布讨伐葛兹，并开除他的教籍时，葛兹仍然真心地宣称他是忠于皇帝的，他始终将“英明”的皇帝与“残暴”的主教区分开来。他对那个参议公然承认，他“只是反抗你们和你们可敬的帮手而已”。
葛兹在剧中解救少年侍从，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是出于“一个只听命于上帝、皇上和自己的自由骑士的尊严”。显然，他将自己的个性自由的要求统一到天命与国家利益上来。同时，他对自由骑士的叛徒，也是他昔日战友魏斯林根的轻蔑，也是出于魏斯林根不再以忠君为己任，而是“与诸侯的家奴混在一起”，为主教卖命，“堕落成一个固执、猜忌的秃驴的头号宠臣”。
然而，葛兹的忠君与抗暴相统一的思想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感觉。现实严酷地讽刺了这个只知皇帝的人。正是他一生效忠的“英明”的皇帝开除了他的教籍，并宣布了他的所谓罪状。他昔日的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义举到头来化作一场可怜的春梦！相反，主教的“头号宠臣”魏斯林根虽不知忠君观念，后来却成了皇帝征剿葛兹义军的主力。原来皇帝与主教早就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
但是，葛兹的高贵与伟大体现在他的坚贞不屈、忠于理想与视死如归的壮举上。他将忍受痛苦、恪守信念看成莫大的幸福。至于自身的一切荣辱得失均置之度外。这也正是歌德一直想从充斥着无数市侩的土壤里所要发掘出的德意志的高贵的灵魂。他后来虽然失败身死，但无怨无悔。这个“诸侯们憎恨，受压迫者拥戴的人”一生为正义和自由而战。他身为贵族骑士，但他并不属于那个沉湎于享乐荒淫，压榨、凌辱下层人民的阶级。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叛徒骑士——醉心于倒霉的宫廷生活和跟女人们厮混调笑的魏斯林根。缺乏信仰的灵魂必然会背弃旧日的朋友；狭隘的市侩心胸也必定会卖身投靠巴姆堡主教。当葛兹俘虏了魏斯林根，待之以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其有悔过自新的改变。然而，阴险的主教只用了一个妖艳女人做香饵，便使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重新就范。
在这里，作者突出了艺术形象间的对比与衬托的巨大作用。魏斯林根的贪鄙寡义从反面衬托了葛兹的威武不屈的精神与矢志不移的个性。隐有深意的一笔是魏斯林根虽蒙恩于葛兹，但日后还是充当了征讨、俘虏葛兹的帮凶。但歌德的用意正是在这里显露出来——胜利的魏斯林根在失败的葛兹面前，被后者高贵、诚实、正直、宽容的性格力量所震慑。被俘的勇士无所畏惧，胆怯的帮凶却惶惶不可终日。同样是死亡，勇士的死壮烈、光荣，而懦夫却是在良心谴责的重负下可耻地死去的。相形之下，真正的胜利者属于正义与忠诚，而决非邪恶与贪鄙的一方。
葛兹在其时代里孤独无助。这孤独的感受来自环境的冷漠、愚昧与自私的特性：他的政治立场与鱼肉百姓、残暴专横的主教截然对立；他的精神个性与见风使舵、贪恋享乐的魏斯林根水火不容；他的“光明磊落的斗争”也没能得到他们效忠的皇帝的理解与宽容；甚至拥戴他并将其裹挟其中的农民义军也与他的人生信念格格不入。
如马克思所说，葛兹本质上是一个“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他不满黑暗现实，立志为国家扫除压迫，建立大众幸福。这与农民战争的革命行动是两回事。因此，在剧中，有关义军的描写是诸如“可怕的变乱”、“吓人的暴动”、“杀人放火”等字眼。令人胆寒的彗星、冒着火焰的十字交叠的双剑等恐怖形象也出现在天空。这一切显然与葛兹的自由之战风马牛不相及。但身不由己的葛兹最后却被农民强行推举为军事首领。这无异于强行扭曲他的主观意志，将他推上与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威为敌的道路上去。
葛兹的悲剧是他与整个时代精神相冲突。封建领主的暴虐，使他走出贵族骑士的安逸生活，与人民接近。而同情、救助大众又加剧了他的忠君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分裂。农民义军的“过激”行为又在他与义军之间划了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穷途末路，四面楚歌，那么，他就只有死亡一条路了。在狱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行将结束，而是他的义举被否定，他的声誉被玷污，他的信念被践踏。
“欺诈的时代就要到来，它将为所欲为。小人将会施展阴谋独揽大权，君子将要陷进他们的罗网。”面对自己未竟事业，铁手骑士葛兹·玛·伯利欣根在临终前疾呼：“自由！自由！”歌德借葛兹妻子与妹妹之口说：“在天上，在那儿你才有自由！世界是一座牢狱。”“这个摒弃你的时代是该诅咒的！”毫无疑问，这一组语言正是歌德在此剧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作者正是通过这个16世纪的自由骑士的形象倡导个性，为追求自由民主的狂飙突进大潮推波助澜。
《铁手骑士葛兹》的问世轰动了德国。狂飙运动的理论旗手赫尔德尔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如果您读它（即《铁手骑士葛兹》），您也会享受到几个小时的无上快乐。这个剧本有着异乎寻常之多的德意志的力量、深度和真实……”诗人魏兰特也因作者在剧中自由驰骋诗情，任意打乱时空关系，完全将“三一律”踩在脚下而这样评论道：“一部剧以最最粗暴的方式破坏了三一律，它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但却是最美丽、最令人感兴趣的怪物，我们能用它交换成百部滑稽的伤感的戏。”
《铁手骑士葛兹》一剧的创作，为德国文学的狂飙运动带来了真正具有“民族内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