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意的戏剧
1889年，《玩偶之家》才在伦敦的一个“窄小、不起眼的剧院里为稀稀落落的一小群观众”演出。除了乔治·肖伯纳（1856—1950）等一两个热心观众外，大部分观众对该剧的女性解放内容持谴责态度。也许就从这时起，肖伯纳成了易卜生在英国的传人。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是肖伯纳这个学生就妇女命运这一问题提供给教师易卜生的一份答卷。学生的答卷，也就是这部震惊了英国上流社会的戏剧，或许比教师的《玩偶之家》更为大胆，更富有挑衅的意味。因为，肖伯纳并非一位社会改革家，而是一个妙语横生、无所顾忌的社会批评家。
如果说《玩偶之家》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坐以待毙的地位，那么，《华伦夫人的职业》则进一步表明了妇女在步入社会后的种种歧途。
由于剧本涉及妇女卖淫现象，作者不得不在作品中“闪烁其词”地采取暗示手法：女大学生薇薇才情出众，追求理想人生，内心世界丰富，但偶然发现奔波于欧洲各地的母亲是开办妓院的鸨母。最后，她毅然脱离家庭，抛弃那些不名誉的金钱，企图以自己的劳动来维持个人的生计。
肮脏的金钱主题、令人难堪的卖淫现象被剧作家巧妙地安排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的午后，在一幢小别墅的花园里，由一位躺在吊床上的可爱、美丽的女大学生无意中发现。人们如同薇薇一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被幸运地送入剑桥大学读书，并成为时代的新女性，在享受人生的一瞬——像男人那样点燃雪茄、品尝威士忌并欣赏侦探小说时——却极其不情愿地看到眼前一切美妙幻景背后，隐藏着多么可怕的罪恶。而她自己居然是靠着吮吸如此不洁净的东西出落成一个自命清高的新女性的。
肖伯纳的深刻在于对易卜生的发展：娜拉出走之后的结局，易卜生并未给予回答。鲁迅的结论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这部剧中，肖伯纳详尽剖析了走出家门的妇女的人生之路：华伦夫人姐妹四人。有两个姐妹“规规矩矩，肯做事肯吃苦”，到了工厂做工。其中一个因铅中毒而死，另一个嫁与酒鬼，毫无生活乐趣可言。华伦夫人及另一个姐姐另辟蹊径，当了为人不齿的妓女，后来与情夫克罗夫合办妓院，并将其拓展为兴旺发达的国际商业。华伦夫人及其姐姐因此摇身一变，成了“道地的上流女人”。肖伯纳不无痛心地借华伦夫人之口质问反对母亲的选择的薇薇：要不是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们是什么光景？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这种劳动妇女靠正当手段谋生，只会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而出卖肉体和青春却可以享尽荣华富贵，跻身上流社会的现实，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手造成的罪恶。可见，易卜生的妇女解放的口号，在肖伯纳看来，必须辅之以具体可行的现实依据。
剧本里，资产阶级给妇女设计的人生模式就是这样的：华伦夫人经过“艰苦奋斗”，已经获得“夫人”头衔。她不让女儿重蹈她的旧辙。她一方面让女儿留居英国，并隐瞒她的职业，唯恐损害女儿的名誉和前程，另一方面出钱供女儿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数学学位，然后再去学保险统计法。在华伦夫人的设计中，女儿有了知识及社会地位的本钱，就可以像男人一样赚钱，永远也不会遭受下层妇女的不幸——“把一个体面的姑娘养大成人不就是让她去讨一个有钱的男人的喜欢，然后通过和他结婚来得到他的金钱之利吗？”
无独有偶，华伦夫人的情夫克罗夫年逾半百，却恬不知耻地喜爱上了年轻貌美的薇薇，并将她的人生设计为未来的“克罗夫爵士夫人”。他对旧情人声言，要用金钱和爵位收买新女性，待他们婚后，“我先死了，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的有钱的小寡妇，这门亲事有什么做不得！”
无论是华伦夫人，还是克罗夫，其骨子里都是想把妇女这只小鸟——已经飞出樊笼的小鸟，重新囚禁在鸟笼里：既然她们不愿再做依人的小鸟，就干脆让妇女做酒吧侍女、午夜女郎，或者更好些，做“一个肥肥实实的有钱的小寡妇！”思想深刻、笔锋犀利的剧作家在这里将资本主义的伪装撕得体无完肤。
薇薇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作家的思想。她在与母亲及克罗夫的交锋中，展示了她作为一个新女性的激进观念。当她问母亲“生活来源”时，母亲十分生气：“你凭什么自以为比我身分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有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克罗夫也指出：“记得你在剑桥的奖学金吗？好啦，那奖学金是我兄弟设立的，他从一个有600名女工的工厂里得到他的百分之二十的年息，而那六百名姑娘中没有一个人能拿到够她活命的工钱。”
肖伯纳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华伦夫人及克罗夫，也包括不知就里的薇薇。她的生活来源并不名誉；她的奖学金也是一笔从贫困妇女口中抢来的赃款。她的确走出了家门，但藕断丝连，对传统家庭束缚的摆脱并不意味着对腐败、陈旧的社会势力及其根基的彻底决裂。
所以，高傲的新女性听到母亲对其职业的一番“无可挑剔”的辩护词后，便搂住她的颈项，亲热地叫她“亲爱的妈妈”。她甚至为母亲辩护：“我母亲当年是个极贫苦的女人，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行当。”薇薇的真正觉悟，是在母亲不肯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之后。是母亲的顽固堕落的立场，才将她推向独立生存的道路上去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金钱罪恶与腐朽的生活观念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们的毒害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无论古老的英格兰是否还有一块干净的土地，也不管薇薇将来的结局怎样，女大学生的举动都可以视为继娜拉之后的妇女的“第二次出走”。因为这一次出走比上一次要彻底得多，也清醒得多。薇薇的对手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
《华伦夫人的职业》一剧在肖伯纳的作品中，属于令资产阶级“不快意的戏剧”，这就导致它问世八年后没有上演。1902年的两场私下的演出就造成了许多观众的不安。喜剧背后隐藏的神秘的冲突同样于1903年吸引了纽约加里克剧院里的一批“病态般好奇的观众”。然而，剧本散布猥亵、诋毁神圣的坏名声传播得飞快。舆论为之哗然。用肖伯纳的语言描述，剧本将“一群面无血色的批评家赶到街上，尖叫着社会支柱要垮了，国家的瓦解就在眼前了”。
直到1925年，英国才取消剧本的禁演令。作者无奈地慨叹：“写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是个冒失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到了68岁的可尊敬的年龄。”
剧本的批判力量，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