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我国的元杂剧中有一出取材《左传》的剧目——《赵氏孤儿》。这个剧本在18世纪“乘桴浮于海”，在欧洲剧坛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纪君祥在《赵氏孤儿》中讲述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晋国的奸臣屠岸贾陷害忠良赵盾一家的令人发指的惨剧。屠岸贾在杀害赵氏一门三百余口后，又诈传晋灵公之命，令赵盾之子赵朔自杀。怀孕的公主在夫君死后生下一子。婴儿满月后也将被杀。医生程婴为使赵家有后，将来复仇，遂用药箱携孤出府。守府将军韩厥查出赵氏孤儿，但放走程婴后自刎。屠氏得知赵氏孤儿得救，下令搜查，杀尽国内半岁以下、一月以上婴儿。程婴不得已与老臣公孙杵臼商定，由程婴将亲子调换孤儿，放在公孙家中，再由程婴告发公孙藏孤。结果，程婴弃子救孤，公孙亦舍身取义。二十年后，赵氏孤儿成人。程婴告以身世。最后，赵氏孤儿奉晋悼公之命，亲手杀死奸佞屠岸贾，为父复仇。
这出在中国人看来是忠奸之争主题的剧作给西方人的触动却截然两样。欧洲人无法理解屠岸贾何以因私怨必欲置赵氏一门三百余口于死地而后快的血淋淋的事实；同时，他们更无法想象，程婴居然以一个局外人的身分，能够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换取赵氏孤儿的生命。前者的残暴无道与后者的慷慨义举似乎都超越了欧洲人心灵承受的最大限度。
对中国人来说，屠氏的残忍、阴毒行为并不能令人拍案惊奇——大忠必须是在大奸大恶的映衬下才能得以昭示。因此，我们更赞叹的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杀身成仁、舍亲取义的牺牲精神。中国人的全部痛苦与幸福，也正是在这种绝对的暴戾恣睢与完美的仁爱、正义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中实现的。至于无法或很少体验到极端的生活内容的西方人，他们更多地是在相对平稳的中间区域里呼吸与劳作。因此，他们的哲学，或者全部的文化，既不可能堕入全然落后的泥潭，也不会接近绝对真理的巅峰。
《赵氏孤儿》的“神话”在1731年被法国教士马若瑟翻译为法文，并更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时值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兴起时期，启蒙思想家对一切旧有的原理、传统和权威，包括宗教、国家、社会等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彻底的批判力量需要辅之以理想模式的对照。所以，崇尚仁爱和自然宗教的中国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柏拉图式的圣人国家”。
法国启蒙思想的巨人和剧作家伏尔泰（1694—1778）认定，“崇拜上天和实际的公正——这是中国学者的唯一的宗教”，“是最朴素、明智、庄重，摆脱迷信和野蛮而自由的哲学……”。他钦佩中国文化中的忍让、高尚、仁爱和正义的精神。也正是这种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历史理想使得伏尔泰将中国多少美化成了一个君子国。他依据马若瑟的译本，改编了《赵氏孤儿》。易名后的剧本叫《中国孤儿》。伏尔泰还特意注明：“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
既要表现伏尔泰开明的君主制理想，又出于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困惑和曲解，他将原作的忠奸斗争的故事不仅从时间上后移了一千多年，而且将情节确定为蒙汉民族间的政治冲突。最后，他还在充满仇杀血腥的原作基础上，添加了一段妩媚的爱情故事。
伏尔泰的构想如下：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后，搜寻前朝遗孤。张惕作为亡国的忠臣，藏匿了遗孤。在真相暴露的危急形势下，他献出亲生儿子以代替皇孤。与此同时，剧作家引入了一个代表爱的理念的女子——张惕的妻子伊达美。伊达美无法压抑母爱，道破了实情。成吉思汗提出，如果伊达美同意嫁给他，他就宽恕一切人。原来，成吉思汗多年前在中国避难时，爱上了伊达美，至今旧情未泯。对征服者的要挟，伊达美宁死不从，并恳求丈夫杀死她。张惕接受她的请求，准备杀死她后也同赴黄泉。成吉思汗深受震动，放弃了对伊达美的爱，并宽恕了所有的人。结尾，伊达美问成吉思汗：“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成吉思汗的回答是：“你们的道德。”
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可以看出，前者主人公是程婴，作者所歌颂的也就是程婴身上体现出的舍亲取义的牺牲精神；后者，程婴，也就是张惕，变成了“陪衬人”，伊达美成了主角。作品所主要表现的，是伊达美在义务与情感之间的心理冲突，是母爱、忠君等道德礼仪的巨大力量。
主人公的变化导致了作品矛盾冲突的移置。《赵氏孤儿》中如果没有屠岸贾这个奸佞之辈，绝对显不出程婴的高风亮节。但伏尔泰无法容忍孔夫子的家乡冒出个如此残忍的暴徒。于是，成吉思汗虽是个孔武有力的征服者，却曾经有过美好的爱情理想。这个在沙场从未动摇的君王却在情场上请求他的臣下原谅他的“软弱”。在伏尔泰看来，这“软弱”的天性恰恰是人类美好、善良品质的流露。这时的伊达美必须在爱与责任之间抉择；而貌似强大的成吉思汗也在为能否得到伊达美的爱情而忐忑不安——作者刻意设计了这样富有喜剧性的场景：外在的主宰者与被主宰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完全颠倒的主客关系。
《赵氏孤儿》突出了复仇过程的艰辛、曲折。纪君祥在元蒙统治的特定历史时期里，有意通过赵氏孤儿的遭遇来强调或暗示其复仇行动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的及民族的意义；而《中国孤儿》则尽量化解了纪君祥笔下的“不共戴天之仇”。伏尔泰的目的是宣扬孔子的仁爱思想——这更多地通过爱情、正义、无私、宽恕、舍己等道德行为来实现。这就形成了纪君祥强调仇恨，而伏尔泰发现爱情的不同处理的结局。
在仇恨与爱情之间的较量中，伏尔泰认为，征服者不仅没有征服被征服者，反而愉快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有益馈赠。剧中，敌对的双方握手言和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
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有其宣扬启蒙思想的目的，也有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论争的因素。卢梭并不相信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力量。他曾说，“如果科学能淳化风俗，教导人为祖国流血，能使人精神振奋，那么中华民族必然会成为明智的，自由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然而，如果说，他们无恶不作，无罪不犯；无论大臣们的学识，法律的所谓明智，还是庞大帝国的民众都不能使这个帝国免受粗野无知的鞑靼人的统治，那么她的学者们对她又有什么用呢？”
伏尔泰的剧本针锋相对，表达了文明战胜野蛮、道德超越仇恨的思想：即使成吉思汗从武力上征服了中国，但最终还是为所征服者的理性、智慧与道德的力量所征服，为被征服者的文化传统所同化。与偏激的卢梭相比，伏尔泰虽未能完全理解《赵氏孤儿》的有限世界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但他的哲学思想与艺术实践毕竟是深刻的与可贵的。
纪君祥与伏尔泰之间的“对话”，也是中法文化之间的“对话”，始自1755年。自此，这种对话持续不断。1990年7月在中国天津，中法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在中心命题——两个孤儿剧的讨论之余，著名导演林兆华在广东会馆成功地导演了一出《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融为一体的独特演出，为中法文化的沟通与参照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对话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