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的见证：一对超级组合的诞生
恩格斯对马克思可谓仰慕已久，但第一次拜访扑了个空，第二次正式见面时马克思的态度“十分冷淡”。随着恩格斯在1843—1844年间对马克思思想举足轻重的影响，两人的再次见面就非常必要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恩格斯绝不是自己偏见中的柏林“自由人”分子，而是在为人类求解放的初心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上、在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现实理解方法论上完全一致的“共同战友”，颇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惺惺相惜感。1844年8月28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故乡巴门时专门借道巴黎，再一次拜访马克思。多年以后，两人的这次见面对恩格斯来说还历历在目：“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一段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友谊”从此开始了。
他们会面的地点是在塞纳河右岸、位于圣奥诺雷大街上的摄政咖啡馆（又名雷让斯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始建于1718年，位置很好，紧邻卢浮宫和杜乐丽花园，是当时巴黎上流社会最有名望的咖啡馆之一。时至今日，这家咖啡馆依然营业，主打法式简餐茶点，并且还有中文菜单。这家咖啡馆，见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友谊的真正缔造，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一对“超级组合”的诞生。当时马克思独自一人住在巴黎，因为1844年5月1日长女小燕妮出生，夫人燕妮带着孩子回到了特里尔老家，由于普鲁士政府查封了流传到德国境内的《德法年鉴》，并下令刊物创办人一旦踏上德国领土，便立即进行逮捕，因而马克思无法回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在这段比较清静的时间里写作的。恩格斯来访时，马克思热情地邀请他住在瓦诺大街38号的家里，从8月28日到9月6日住了十天。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依然回味着在马克思家度过的时光，在信中对马克思说：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恩格斯同马克思的这次会面奠定了两人合作的基础，从这之后直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两人之间的通信保存下来的有1386封之多，除去两人同在一座城市、无需通信的16年10个月，他们至少平均五六天就有一封书信往来。在巴黎的十天里，两个年轻人像相识多年的故友一样，无话不谈。一个是哲学博士，善于用政治学和法哲学研究人类不平等的历史；一个是工厂襄理，善于从工人阶级中探求资本主义世界的奥秘，同时又能用哲学讲述人的具体生活。马克思的家庭出身不如恩格斯那样富裕，但马克思一贯的学者风范使他并不像恩格斯那样能够深入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即便在他一贫如洗的时候）——恩格斯是个多面手，而马克思则专注于思想领域。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一致的理论立场、相近的思想观点，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注定要互相合作、互为补充。
他们约定一起合作写书，以便与当时德国林林总总的思潮与观点划清界限，也顺便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清算德国的宗教知识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靶心，相当于是之前“犹太人问题”论战的直接延续。鉴于施特劳斯从事的是“福音书批判”，而鲍威尔批判施特劳斯是“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他们的批判能力发挥到极致，因而对鲍威尔的批判就成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起初他们打算以此为书名，后来出版前把它作为副标题，主标题更改为《神圣家族》。
1844年10月，恩格斯从巴门寄给马克思20页书稿，但是几周之后，他收到了马克思长达300页的回信，除了言辞犀利的观点之外，还有很多富含反讽喜剧色彩的包袱笑料，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马克思完成了《神圣家族》的大部分内容，但当他把稿件送交出版商时，落款却把恩格斯的名字写在前面，这让恩格斯万分感动。可以看出，两人的密切合作关系注定是长久的——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先于他在经济学领域形成新世界观的重要萌芽，因此虽然恩格斯写作的篇幅不到十分之一，批判的对象也是鲍威尔身边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马克思却把他署名为第一作者。
1845年同样是波澜起伏的一年。1月25日《前进报》又遭到查封的厄运，马克思全家也再一次被驱逐，2月3日他们落脚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尽管在巴黎期间生活条件也并不富裕，但依靠《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稿费尚能维持。然而当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时，从小衣食无忧、出手阔绰的他第一次直面入不敷出的贫穷状况。就在这时，恩格斯来“雪中送炭”了——他陆续寄给了马克思800塔勒以便支付搬家费用。这是恩格斯在物质生活上给马克思第一次为人所知的援助。
恩格斯回到了阔别两年的伍珀河谷，发现这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街区兴建起来了，大片大片的森林都被伐光”，甚至“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妹妹玛丽亚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埃米尔·布兰克的订婚激起了父亲的雷霆之怒，全家人暂时无暇顾及恩格斯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连续在2月8日、15日和22日组织了三次周末集会，地点在爱北斐特“双桥饭店”老板娘奥伯迈尔夫人的寓所里。参会人员包括当地政界要员、厂商代表和知识分子，其中也有莫泽斯·赫斯。恩格斯希望在伍珀河谷上流社会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潮，并且成功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许多人第一次听说共产主义这个词，并受到了强烈的感染。恩格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
恩格斯一开始希望集会带有“比较私人的性质”，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会人数也一次比一次多——第一次集会不过40人参加，第二次吸引了130人，第三次则足足挤满了200人，这引起了爱北斐特市长冯·卡尔纳普的警觉，他下令禁止这种集会继续举行，甚至不惜以武力镇压，集会只能被迫中止。对此恩格斯并不感到气馁，相反觉得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并为此而自豪：“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恩格斯迅速地由“动”转“静”。经由过去两年在曼彻斯特的经商走访，恩格斯积累了大量关于无产阶级的案例素材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洞悉，是时候准备“收网”了。整理写作的过程同样充满了战斗精神，恩格斯说：“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有些颓唐起来，而这件事至少是把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状态。”这本书于1845年3月15日写完，5月在莱比锡出版，题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甫一问世就带来了极大的轰动。它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延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共产主义学说。而出于对马克思将恩格斯署名为《神圣家族》第一作者的感激之情，恩格斯把这本书的版税全部交给了马克思。
24岁的恩格斯看到，当英国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制度改造了英国社会，同样改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同时（尽管是无意识地）也创造了无产阶级这个自身内部最大最本质性的矛盾因素。然而，问题不在于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贫困现象”，也不是特定部门的个别穷人群体，而是对一种普遍化了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整体力量的剖析；不是单纯调查工人阶级如何贫穷的生活状况，而是试图考察资本主义如此这般发展可能导致的社会影响与历史限度。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的思想见解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历史的探讨是基本一致的。
尽管书中描绘的工人阶级状况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棉纺厂”的特殊经历，但作为一个出生于伍珀河谷的德国人，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英国已经发生了的社会状况，在德国表现为将要发生的社会趋势。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历史命运都是一样的，正如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在本质的现在上和本质的将来上也是一样的。所以恩格斯在书中说：“不言而喻，我打的是麻袋，但指的是驴子，即德国的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而普鲁士的书报检察官也不得不承认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德文书”。
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恩格斯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本书也成为恩格斯青年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直到1863年，马克思重读了恩格斯这本书后，给他写信称赞道：“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恩格斯在1892年为这本书的第二版撰写序言时，依然认为它是自己引以为豪的一部青年时代的好书：“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列宁在1895年撰写的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称：“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劳苦状况描述得那么鲜明、逼真。”
可想而知，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命运越是同情和鼓舞，对自己资产阶级的身份就越是痛恨和厌恶。一方面，恩格斯希望为德国工人阶级指引道路，“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反对它”；另一方面，恩格斯自己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而且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既然已经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体现的分析考察内容，恩格斯再也无意回到曼彻斯特去当工厂主。于是，全家人对这个“走失的儿子”轮番上阵，试图用最后的努力让他回到商业中来。父亲的劈头怒骂、母亲的唉声叹气、弟弟妹妹的苦口婆心，让他忍无可忍，他与家人的关系濒临破裂。他只能给马克思写信诉苦抱怨，信中毫不客气地称呼自己的父亲为“我的老头”：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再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
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忍受过去。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忍受过去。
最终在1845年4月，恩格斯带着一笔小钱“离家出走”，他的目的地，当然是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同马克思进行第三次会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