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国际工人协会
1849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成员先后到达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9月在伦敦重新建立，一年后沙佩尔出狱也来到了伦敦。鉴于同盟在大革命中损失惨重，因而当务之急是恢复与各地成员和地方组织的联系。1850年3月和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起草了两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第一份分析了同盟的状况，阐述了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策略，第二份则详尽报道了各地同盟组织的活动情况。
实践证明，同盟成员在各种运动中始终积极参加并站在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主张和中央委员会历次通告决议都被证明是正确的。针对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利用，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尾巴”或“合唱队”的状况，同盟书强调了保证工人阶级独立性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不断革命”。4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与英国宪章运动激进派、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共同签署了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协议，其中第一条规定如下：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正式文件中，这是第一次明确公开地表述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为了体现协会的国际性，协议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但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并不认可法国布朗基主义，不久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断绝了同布朗基主义者的联系。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革命硝烟散去之际，更加理性地、客观地、审慎地研究这场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为此他们于1850年3月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共出版6期。其中，恩格斯负责撰写德国的经验教训，而马克思则主要负责法国方面。恩格斯发表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都成了不朽的名篇，马克思则发表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同时还在着手写作另一部雄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浮上水面：当1848—1849年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意欲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东风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时，他们强调的不是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而是作为当下以打倒资产阶级为战斗目标的革命手段的共产主义。诚然，正当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想象的既定社会的产物时，正当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抽象为思辨的逻辑终点的自洽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高度彰显了共产主义现实的、实践的革命特性。然而，大革命期间的共产主义者们却从意识形态观念中想象的、思辨的一个极端，跃入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单纯的革命行动的另一个极端中去了。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道路注定是漫长的，那么，如何确定不移地保证这条道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每一个革命阶级都会把敌人视为反革命一样，如何从根本上保证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的长期先进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即看到，当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可以铲除和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与能力时，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将让位于资产阶级的经济革命，即生产力革命。而刚过去的这场大革命对于德国无产阶级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德国资本主义行将发挥现代性生产能力之时，无产阶级已然具有成熟的阶级意识了。换言之，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发动革命的意义上已然完成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接下来的任务是深入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从思想上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从组织上加强独立政党的队伍建设。
因此，基于这一重要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性地褪去了革命激情，改为在和平年代长期积蓄力量，静待下一革命时期的到来。马克思转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和制度本性，恩格斯也开始从事长期的一线经商活动。但是，同盟会中的沙佩尔和维利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低潮面前丧失了革命斗志。沙佩尔和维利希对武装暴动十分痴迷，认为只要主观上怀有革命愿望，新的起义就会被发动，无产阶级政权和共产主义临时政府就会建立。他们甚至转而寻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帮助，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靠笔杆活动的人”“革命的叛徒”。
双方的分歧迅速地公开化和宗派化，共产主义者同盟面临内部分裂的情形。在1850年9月1日的一次烟雾缭绕的会议上，无休止的争吵耗尽了所有人的耐心，马克思痛斥维利希是有着奇怪性取向的“蠢驴”，被人戴了四次绿帽子。维利希大怒之下要求与马克思决斗，恩格斯见状拼命阻止，康拉德·施拉姆代替马克思出战，两人于9月11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拔枪相向，最终有着丰富战斗经历的维利希胜利了，施拉姆头部中弹，受了重伤。
9月15日，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召开，马克思提出了与沙佩尔、维利希“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提议：（1）在科隆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2）另拟新的同盟会章程，此前的章程无效；（3）撤销现有伦敦区部，另设两个区部各自独立受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是会议还没有结束，维利希就拂袖而去，沙佩尔则叫嚣“要分裂——那就分裂吧”，在科隆“我有熟人和朋友”，“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16日，沙佩尔操纵同盟会伦敦区部，把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等多数派开除出去，另立新的中央委员会。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退出由沙佩尔把持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12月1日科隆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对沙佩尔—维利希集团的分裂行径作出决议，将他们也开除出同盟。最终，元气大伤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马克思的提议下，于1852年11月17日自行解散。
欧洲大革命为什么会在1848年爆发、1849年之后趋于沉寂？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只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不可能人为地制造。由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已经被始于1849年的新的工业繁荣取代了。因此：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即便是处于革命的低谷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意志消沉。果然，在1857年夏末，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恩格斯此时因健康状况恶化，在海边疗养了三个月，当他于11月返回曼彻斯特的证券交易所里，看到资本家们垂头丧气、骂骂咧咧时，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的突然的异乎寻常的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革命的热情被再度点燃了。1857年，“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在纽约成立；1859年7月，英国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1863年，在法国巴黎、马赛等地成立了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工人阶级派出候选人参加立法团选举，在德国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美国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波兰人民则发动了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
为了支持起义者，恩格斯打算与马克思合写一本题为《德国和波兰》的小册子，按照原定的写作计划，恩格斯负责军事部分，马克思负责外交部分。虽然最后没有实现计划，但是恩格斯作出了结论：波兰人民想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与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建立紧密的联系。伦敦工人希望与巴黎工人在波兰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很快就得到了巴黎工人的肯定答复。如此一来，建立国际性工人阶级联合组织的条件就已酝酿成熟。
1864年9月初至10月初，恩格斯在普鲁士新占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旅行，回英国后又忙于公司事务，等消停下来后才看到马克思寄给他的一封长信，信中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后来，人们把它称为“第一国际”。9月28日，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两千多名工人代表齐聚伦敦圣马丁堂，宣告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会上选出了由3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866年改称总委员会。
马克思是以德国流亡者的代表身份被邀请参加大会的，他也痛快地“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因为他预感“涉及的事情可能有重大成效”。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并在主席台就座，“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各国代表陆续发言，其中法国代表宣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来抗拒把人类分成两个阶级——愚昧饥饿的平民和脑满肠肥的官吏——的害人制度。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马克思没有在大会上发言，只是“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他没有想成为协会的主角。
但是，当10月18日马克思参加了一场负责撰写协会的宣言与章程的委员会会议时，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无政府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们混杂在一起，发言充斥着革命、法律、道德、正义等“正确的废话”，十天之后即将交稿的文本“空话连篇、写得很坏且极不成熟”。于是马克思提出了许多透彻的批评意见，并要求牢牢掌握原则性问题。10月20日，在马克思梅特兰公园路的家中组织了一场拉锯战般的讨论，最终大家决定将文本撰写的重任交予马克思。与写作《共产党宣言》极为相似的场景再次出现了——马克思花了四天时间写完了《告工人阶级书》，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它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过，与《共产党宣言》相比，这篇宣言的写法有所不同。它没有采用太多文学性的修饰词语，而是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工业的增长、财富的增加，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反而加深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对抗。同时，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10小时工作制和合作社运动表明，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马克思的这份宣言颇有一些“春秋笔法”的色彩——鉴于各国工人组织在思想上极不统一，英国工会联合会的诉求是缩短工作日、调整工资，法国工人阶级则幻想搞无息信贷和合作社事业，诸如此类，马克思认为这些诉求只是“劳动—资本”历史规律下片断性、姑息性的措施，因此，他希望搁置这些具体方案的争议，通过历史事实来强调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规律。同时写成的《协会临时章程》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鉴于上述理由……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因此，《宣言》和《章程》实则强调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把革命原则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在坚持共产主义科学性的基本立场之上，又能照顾到各国工人阶级的不同觉悟水平。饶是如此，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关于这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讨论依然火药味十足——英国人觉得言辞过于革命化，意大利人则认为写得不够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拒不接受政治的优先地位，共济会会员则要求加上理性主义思想，等等。马克思耐心解释之后，最终得到了全体委员的通过和采纳。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自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来，全世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有志之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地建立过许多国际性组织——1889年“社会主义国际”成立，又称“第二国际”，直到今天还在形式上存在着；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又称“第三国际”，于1943年正式解散。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又称 “第一国际”。1866年，马克思被提议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主席，但他拒绝了，表示这个职位应该给一名工人，主席这个职位也随即撤销了。马克思认为最能发挥影响力的莫过于革命幕后的理论工作，他只出席了1872年海牙会议并激烈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第一国际的组织能力日渐衰弱，总委员会于1872年后迁往美国纽约，并于1876年宣告解散。但是，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