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真正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紧锣密鼓地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写作期间，他们的革命工作也没有被放下。为了消除当时已有的工人政治组织受各种学说偏见的影响，必须通过定期通信的方式，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保持书面联系，及时掌握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统一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建立一个范围广阔的信息交流和宣传网络，同时积极研究斗争策略，培养革命的核心力量，把共产党人和先进工人团结在一起。
出于这个目的，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下文统称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即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组织，最初成员只有14人，后来各路精英都汇聚于此——赫斯、沃尔弗、维尔特、魏特林、克利盖、格律恩、安年科夫以及埃德加·冯·威斯特法伦，等等。这样一来，布鲁塞尔就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并与伦敦、巴黎、柏林、科隆、莱比锡、哥本哈根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固定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各种困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然而，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内部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肇始人是魏特林。他是裁缝工人出身，比恩格斯大12岁，当时已经是颇负盛名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他的文章《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个贫困罪人的福音》主要宣传平均共产主义思想，迎合了当时思想尚处幼稚阶段的工人群体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工人朴素粗陋的革命意识。他屡次被普鲁士政府逮捕和流放的经历也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在当时半密谋、半公开的正义者同盟里享有较高的威望。
1846年3月30日，恩格斯主持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例会，与会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辩论达成共识，进而制定共同的原则作为行动指南。安年科夫负责会议记录，他记述道：“我们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他狮子一样的头微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这位宣传工作中工人的同伴和同志（他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大笔挺，英国人一样地高贵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他谈道，有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解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随者的旗帜性学说。”
当时德国流行一种名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它仅仅是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观念，并非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马克思此前曾经批评道：“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批判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魏特林（包括格律恩和赫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深信不疑，因此马克思在会上对魏特林展开了批判，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
根据安年科夫的会议记录，马克思质问道：“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魏特林显然被问倒了，他起初支支吾吾、言辞混乱，而后又开始自吹自擂、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马克思已经听不下去了，愤怒地用拳头砸向桌子大声咆哮道：“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于是会议不欢而散。1847年魏特林被改组后的正义者同盟开除，赫斯和格律恩也宣布退出。
第四位退出的是军官海尔曼·克利盖，他1845年去了美国，以“德国共产主义在纽约的著作届代表”的面目示人。1846年1月他创办了《人民论坛报》并担任主笔，主张“普遍的爱”的学说，认为共产主义要“让爱的宗教成为真理”，“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诸如此类。这种观点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受到费尔巴哈理论缺点的影响：“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
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起草了《反克利盖的通告》，并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5月11日的特别会议上开展讨论表决。这份通告十分有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论坛报》上随便找了一篇克利盖的题为《告妇女书》的文章，并且当了一把“计数君”——逐字逐句统计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多少次“爱”的字眼（共出现了35次），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
投票结果不出意料地悬殊——除了魏特林一人投了反对票之外，其余与会者全部赞成把这份草案作为正式决议分发给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责成克利盖尽快在《人民论坛报》上将决议全文发表。迫于压力，克利盖在1846年6月6日和13日出版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第24号上连载了这份决议。但是克利盖没有善罢甘休，他伙同魏特林继续大肆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看到后写信给马克思，希望马克思继续同他们战斗：
这样愚蠢可笑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魏特林兄弟的无耻行径在给克利盖的信中已登峰造极。至于细节，我已记不得，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是我同样也认为，应该回答克利盖和施特劳宾人的宣言，让他们清楚地看一看：他们否认曾经说过遭到我们谴责的话，而同时又在回答中再次重复他们所否认的蠢话。我还认为，正是那位充满高尚道德激情并且对我们的嘲笑满怀愤懑的克利盖，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
马克思很快草拟了第二份反对克利盖的决议，下发给通讯委员会各小组，克利盖连同魏特林乃至多年好友赫斯，都公开宣布“不打算同马克思的党发生任何联系了”。魏特林和赫斯甚至打算另立集团反对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但未能成功。1846年底，魏特林应克利盖之邀前往美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马克思对克利盖锋芒毕露的批判，引起了各地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员的不同反应，特别是在巴黎和伦敦，包括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这些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认为这种批判有些失当，这让恩格斯感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毒甚广，有必要继续进行斗争。恩格斯自告奋勇前往巴黎，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分会，与法国工人运动组织取得广泛联系，并为马克思带回第一手资料。在恩格斯看来，其一，马克思被逐出巴黎之后很难回去，而自己去巴黎则很安全；其二，自己擅长情报收集工作，而马克思更适合委员会的领导和论战式的写作；其三，巴黎之行的对手不只是格律恩，还有他背后势力更大的蒲鲁东，自己甘愿去打前哨。
同年8月15日，恩格斯来到巴黎，先是住在塞纳河左岸枯树街11号，这里租金低廉，由于父亲只给了他前往巴黎的路费而未提供在巴黎期间的生活费，他甚至没钱贴邮票。饶是如此，四天之后，恩格斯还是设法向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寄出了第一份工作报告，第二份和第三份报告分别于一个月和两个月后寄出。彼时格律恩成为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理论权威”，他像一个“经销商”，售卖的是法国工人运动领袖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蒲鲁东协作社计划”，它体现了典型的手工业社会主义的姑息性和调和性，带有鲜明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恩格斯在巴黎参加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关于“蒲鲁东协作社计划”的讨论集会时，直截了当地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工人生活状况和现实处境的观察来批评这种计划完全是异想天开：
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口袋里连晚上在酒铺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购买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
……
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
恩格斯激烈的言辞引起了很多格律恩信徒的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共产主义学说。恩格斯提出，既然如此，那么讨论问题之前必须要投票表决，你们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参加集会的，是的话就必须停止对共产主义的攻讦，不是的话就请停止这种“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的集会。他们转而质问恩格斯什么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经过两个晚上的争论，格律恩的信徒们转而认同恩格斯，经过投票表决，以13票对2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其中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后来也宣称自己希望回归共产主义者的怀抱。恩格斯开心地向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报告说：各种争执问题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已经被赶跑，其余人对群众的影响也扫清了，提出的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恩格斯的经济状况也好转了——父亲寄来了不少汇款，他搬到了百合花路23号这座比较阔绰的住宅里，还拜访了卡贝和海涅，传播共产主义理论，发展无产阶级可靠力量，完成了他这次巴黎之行的预期目标。
恩格斯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巴黎警方的注意，他们派出密探监视集会、跟踪盯梢，甚至警察局局长加布里埃尔·德累赛尔向内务部请求下令将恩格斯驱逐出境。恩格斯只能稍稍偃旗息鼓，暂时停止共产主义宣传组织活动，转而从事一些学术研究，诸如阅读了丹麦、瑞典和冰岛的历史文化，对蒲鲁东新出版的大作《贫困的哲学》作了详细摘要和评论，同时还写了《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等文章。恩格斯的这些前哨工作促使马克思在毫不费力地批判完魏特林和克利盖之后，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工作异常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