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二、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

如果让你写一本书,你会花多长时间?马克思一生活了65年,而其中40年的精力和心血,是花在写作《资本论》上面的。

自从1843年恩格斯的“天才大纲”把马克思领上政治学之外的“另一条道路”——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开始似乎永无止境地写作一篇又一篇经济学笔记。早在1845年2月1日,他就与达姆施塔特的出版商签约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承诺夏末交稿。但是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作品直到1859年才出版问世,并且与14年前的写作计划完全不同。事实上,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和材料的大量积累,关于这部巨著的写作计划也一改再改,几乎未曾停止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悖论,即简洁清晰地向读者传达思想观点和用极为复杂的手段去逼近社会现实的客观性之间的悖论。

在马克思看来,穿透林林总总的意识形态幻相而直达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有且只有一种领域,即经济学打开的社会现实领域;有且只有一种途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与一般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实证意义不同,马克思始终以哲学来贯穿政治经济学领域,即用德国人的长处来贯穿德国人的短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题目中“经济学—哲学”的说法可谓恰如其分。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问世的道路上,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是不可须臾相失的,它们各自在马克思思想的若干“毛细血管”中成长发展的同时,又在“主动脉”上不断推进和成熟。

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关注的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其哲学表达是“感性—对象性活动”,即通达共产主义这一劳动解放领域的实践道路如何可能的问题;那么,十年之后马克思在经济领域中关注的则是资本的权力结构问题,哲学领域中则隐而不显地思考“生产”与“剩余”概念的历史与现实诸表现的问题。再过十年,马克思则更加倾向于把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学上的特定阶段放在人类生产史的一般阶段上去考察,而再过十年,马克思甚至专门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历史,如原始社会的人类学,等等。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卷本《资本论》只是马克思漫长的思想生涯中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片段部分,它远远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的全部表现。如果试图尽可能窥视全貌,那么还必须去阅读《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伦敦笔记》《工资、价格和利润》《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乃至“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等。1859年,马克思为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了一篇序言——事实上,这篇短短的序言的影响力远比“第一分册”大得多。序言开篇马克思就谈到了自己宏伟的写作计划: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

众所周知,最终《资本论》三卷本的内容分别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它可以被当作马克思1859年写作计划中“(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的完成形态,而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对“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的论述过于艰深晦涩,以至于出版后遭到了冷遇。因此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马克思一直致力于重写这一部分,最终形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

这份写作计划清楚地表明,《资本论》只是马克思原计划中第一部分的第一篇而已。40年的时间和有限的生命,根本不够马克思来完成这份宏伟的工作,更何况他还要时刻与疾病和贫穷作斗争。马克思为《资本论》赋予的宏大意义、投入的巨大精力,没有人能比恩格斯更深切地体会到。因此,当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恩格斯立即以书名为题目写了一篇卓越的评论文章,其中他这样说道: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于恩格斯的付出与奉献,马克思曾说: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但是,马克思的“拖延症”和不按计划行事的风格,是他的著作按时出版的最大克星。越来越多的枝蔓细节和临时起意的兴趣转向,使得马克思的研究总是陷入苦战,甚至他的手稿总是在摘录和评论,缺乏必要的论证和结论。对此马克思深有自觉,他曾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区分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句话说的正是我们从事某种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说起来轻松,但是这背后浩大的工作量,我们很难像马克思一样去完成。许多人写作调研报告时,在“充分地占有材料”之前就已经先行默许了某种“先验的结构”,戴着这样的眼镜去调查事物,就一定带有自己的主观偏见,从而偏离了“思想的客观性”,收集到的材料就没有“生命”而是一大堆“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了。马克思则不然,在没有看完相关所有重要著作之前、没有透彻解决所有重要问题之前,一般不会将阶段性的研究和暂时性的结论公之于众。

从1850年至1870年,为了“充分占有材料”,马克思成了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常客, 20年里他读了1500余部书籍,其中800多部著作在《资本论》中引用过,写下的笔记有上百本,其中经常出现各种数据、公式,一些笔记中还画有插图。他研读了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文献,还研究了如数学、应用物理学、农艺学、农业化学等相关学科,甚至自学了若干门外语。他还花了大量时间研读一手资料,例如详尽查阅英国下议院授权出版的类似年鉴性质的报告和统计资料“蓝皮书”,它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光是目录就有十几卷,每卷目录都有几百页。可以说,马克思是那个时代的“最强大脑”。

但是,行事极有计划性的恩格斯总是希望马克思的文章和思想能够尽快昭于天下,他曾对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因此,当马克思在材料的书海里奋战时,恩格斯总是在焦急和担忧,甚至有时会出言提醒马克思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但当马克思一次又一次拖延时,恩格斯也偶尔灰心丧气。1860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总是写出最精彩的东西,又总是尽量使它们永远不及时出版,结果成了无用的东西。”同年1月31日,他甚至劝马克思不要这样严于律己:

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这已经是太好了。主要的是要把东西写完出版;你所看到的缺陷,蠢驴们是不会发现的。不然,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还没有写完“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中断,那你怎么办呢?我清楚地知道对你有妨碍的一切其他困难;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过于谨严。

然而,马克思却有自己的执着。他认为《资本论》是献给劳动者的东西,如果不做到尽善尽美,就是一种罪过。于是,在马克思经历了数次重病、与“福格特先生”的大肆污蔑攻击进行缠斗、与拉萨尔决裂并与拉萨尔主义进行长期的论战——这些与写作《资本论》并无直接关联的分心杂事——之后,1867年4月2日,《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终于写作整理完毕。恩格斯得知后开心地对马克思说:

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脱出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非常清楚地了解,现在,你摆脱这个梦魔后,会感到自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特别是这个世界,只要你一重新投身进去,也就会感到它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黑暗。

4月10日,马克思冒着风暴乘船前往德国汉堡,与书商迈斯纳沟通出版事宜。尽管天气恶劣,风浪很大,身旁尽是些因晕船而软弱无力的乘客,但马克思还是觉得经过了很久的幽禁之后,如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中说的那样,“痛快得无以复加,像五百头老母猪一样”。回伦敦后,马克思把迈斯纳从汉堡发来的清样分批寄给恩格斯审校,特别是在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把所有印张校对完毕之后,第一时间给恩格斯写信:“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恩格斯于8月23日回信对马克思说: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仔细读完了将近三十六个印张。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看到你掌握了工艺术语,我也感到很满意,这样做对你来说一定有许多困难,因此曾引起我的各种各样的担心。个别的笔误我用铅笔在旁边改正了,还冒昧地补充了某些字句。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面对马克思这个有缺点的天才,恩格斯在信中一方面肯定了他的积极成果,同时另一方面直接指出他在结构和行文上存在的问题。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的批评建议,他希望恩格斯把“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因为作者本人很容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恩格斯可以从一个普通读者的旁观视角出发,把阅读体验和感受告诉作者。这些方面往往是外部形式上的而非内部思想上的,但它往往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付印时,这部鸿篇巨制只有六章,到1872年再版时,马克思遵照恩格斯的建议,把全篇结构作了大幅修改调整,全书共分为七篇二十五章,原来过于冗长的第四章单独成为第四篇,内含第十至十三章,以后的各个版本都保持了这个结构,可读性大大增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恩格斯非常信赖,认为他的评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

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论》“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上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它揭示了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秘密,为人类指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圣物”和“神话”,将拜物教精神、计算性思维、现代化制度的历史性产生、发展与限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资本主义的“普照之光”就会继续统治下去,而所有关于人类解放条件的学说还会在黑暗之中摸索很久。但是,资产阶级学界面对《资本论》极有可能采取八年前对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办法,那就是尽力保持沉默,企图让这部著作无人问津,在沉默中灭亡。

恩格斯似乎早已料到了这种可能性,他在出版之前就给马克思写信说:“我深信,书出版后立刻会产生很大的效果,但是,极其有必要稍微推动一下有学问的市民和官吏们的热忱,并且也不要看不起小小的手腕。”在给德国人库格曼的信里恩格斯继续强调:“主要的不在于写什么和如何写,而在于使人们来谈论这本书……应当尽量设法在一切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这些报纸是政治性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只要它们肯发表就行,既要有长篇书评,也有短小简评,主要的是要多要经常。”“德国报刊对于《资本论》仍然保持沉默,而十分重要的是使人们说话……主要的是要经常不断地发表对该书的评论”,“整个事情就在于‘制造轰动’”。

为了让《资本论》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恩格斯把他的办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询问马克思“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回复说这是“最好的作战方法”。有了战友的授意和许可,从1867年10月至1868年5月,恩格斯自导自演化身为若干不同立场的评论员,向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撰文匿名投稿,发表对《资本论》的评论。例如,他曾化身为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向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未来报》投稿。《未来报》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因此,恩格斯投其所好地写道:

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是我们国家分散状态的过错,是我们可惜还这样不发达的工业的过错,还是在这个科学部门内我们传统的对外国的依赖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像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

再如,恩格斯化身为一个资本家,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爱北斐特日报》撰写书评,主要谈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又化身为一个南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在斯图加特民主派报刊《观察家报》发表文章,通过批判普鲁士精神来强调德意志精神;还化身为一名实业界人士,向德国中部工厂主办的《维尔腾堡邦报》投稿,主要介绍《资本论》中的机器与大工业部分。

恩格斯不啻为一位天才的斗争能手,他导演的这出评论员好戏,使得资产阶级各种报刊都在推荐《资本论》这部“资本主义病危通知书”。《资本论》第一卷首版不到一年时间,至少有15家德文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关于这部著作的书评和介绍,在《未来报》《观察家报》《先驱报》上发表了《资本论》序言,还有很多报纸刊登了《资本论》的销售广告。

就这样,《资本论》最终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不朽著作,恩格斯在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868年1月,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创办《民主周报》,恩格斯在3月发表的书评中畅所欲言道: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