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巴枯宁的阴谋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有着像马克思一样浓密的络腮胡须。他比恩格斯大六岁，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贵族地主家庭，父亲是沙皇政府的外交官。通观他青年时代的生活轨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颇为相似——在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在巴黎结识蒲鲁东，在比利时参加革命，在欧洲大革命期间奔走于法国和德国。不过他最终被捕并被引渡回到俄国，乃至被流放西伯利亚，后经过日本、美国重返欧洲，以“越狱英雄”和“老革命”自居。
早在1844年7月，巴枯宁就认识了马克思。开始马克思对他的印象颇为不错，因为当时马克思刚刚接触到蒲鲁东的学说，而巴枯宁如同当时法国无产者乃至全世界革命人士一样，把蒲鲁东奉为“圣人”。尽管1865年蒲鲁东去世，但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却被他的忠实信徒巴枯宁大加渲染，以至于在巴黎公社前后这段时期，巴枯宁和马克思几乎成了思想“死敌”，巴枯宁对马克思这位昔日故交的评价充满了矛盾，钦佩和嫉妒同时跃然纸上：
我们常常见面，我极为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而诚挚的奉献，虽然这中间总夹杂着个人的自负；我热切地寻求与他对话，因为这些谈话富有启迪性而且机智，只要这些谈话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恶意引发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谈话太经常发生了。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性情不合。他称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称他虚荣、奸诈、阴郁，我也是对的。
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巴枯宁比较意气用事，对马克思的臧否褒贬只是停留在个人感性的主观印象上。这种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大多是即兴而作，没有什么条理，与马克思研究写作时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大相径庭。巴枯宁在1861年重返英国后，于1864年11月在伦敦拜会马克思，表示希望为刚刚成立的第一国际工作，但随即暗中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国际兄弟联盟”，并为这个组织拟定了一份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如“反对一切权威”“废除国家”等。在1866年《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1869年《革命问答》、1870—1871年《上帝与国家》等文章中，巴枯宁主要提出如下观点：
（1）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鼓吹“各阶级的绝对平等”；
（2）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无政府状态”是最好的；
（3）工人阶级“应放弃一切政治”，因为这是反动的；
（4）主张由少数人密谋，在24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
（5）“废除继承权”以实现平等，不应存在私有财产。
很多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如此正确，以至于像巴枯宁这类不正确的主张看起来无比荒腔走板。思想远离现实的极端状况也莫过于此了，以至于这样的“思想”甚至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思想，它近乎在远离尘嚣的黑囚牢里发出的梦呓。马克思面对自己昔日好友的如此论调，评价自然不会客气：“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确实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巴枯宁的这套主张，只不过是为了赢得尚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认可的把戏。他甚至于1867年加入了与第一国际唱对台戏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并一度坐拥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要职。但是他随后发现，他把持这个组织并宣传无政府主义根本无法同第一国际的影响力掰手腕，于是他便企图混入第一国际以便控制和支配工人运动。1868年，他提议让“和平和自由同盟”和第一国际合并，被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断然拒绝。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看清，巴枯宁是“打算使自己的团体公开加入国际，指望在一切支部中都扩展这个团体的分支，从而把国际的绝对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巴枯宁于1868年9月退出原同盟，并于10月重新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1月立即向总委员会提出要并入第一国际，同时还要保留自己的纲领和组织。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巴枯宁此举“有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12月22日，总委员会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决议，拒绝巴枯宁的组织并入第一国际，因为一旦接纳的话，“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民族和任何党派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然而，诡计多端的巴枯宁当天就给马克思写信，谦卑地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还公开宣布他的组织已经解散，但实际上他的组织仍然存在。
巴枯宁机关算尽、大费心机，目的就是要混入次年召开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但是，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在大会上狠狠地打了巴枯宁关于“废除继承权”的响亮耳光。在选举上，原有总委员会委员全部连任，巴枯宁并未当选。巴枯宁并没有善罢甘休，1870年4月，巴枯宁试图篡夺第一国际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导致瑞士第一国际组织公开分裂，但是，马克思继续打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牌，起草了《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并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巴枯宁的阴谋再一次被挫败。随着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的爆发，第一国际暂时无暇顾及与巴枯宁的斗争，而随着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与巴枯宁的矛盾再次被激化。
恩格斯自从被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后，先后担任了第一国际财务委员，以及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等通讯书记多项重要职务。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影响和危害有着更为直观的了解，他曾说：“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师、医生、著作家、店员等等掌握了领导权。”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恩格斯向许多国家支部的领导人寄发信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能够领导革命，而不是像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自我瓦解。
鉴于巴枯宁分子的势力比较庞大，恩格斯于1871年7月28日向总委员会提议，在伦敦召开一次重要而秘密的代表会议。此时马克思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会议的筹备工作就由恩格斯独自承担。他拟定了详细的筹备计划，获得总委员会的批准。9月17日，32名代表在伦敦召开为期七天的会议，主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恩格斯受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委托，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并作了三十多次发言。在9月21日的会议上，针对巴枯宁“工人应当放弃一切政治”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
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会议通过了主要由恩格斯起草的决议，此外还通过了一项禁止以秘密团体形式建立国际支部的决议，为的是杜绝组织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这些决议击中了巴枯宁集团的要害，他们恼羞成怒地运用各种手段攻击总委员会，声称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独裁制，扬言要以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扫除一切领导权威。
1871年11月12日，巴枯宁集团的16名代表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所谓汝拉州八个支部的代表大会，炮制了一份《告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书》，污蔑总委员会是“阴谋的策源地”“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人民委员会”，并要求召开国际非常代表大会，撤销之前的决议以实行“支部自治”。恩格斯得知后致信李卜克内西说：“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在1872年1月3日，恩格斯在李卜克内西主编的《人民国家报》发表了题为《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的文章，揭露了巴枯宁集团明目张胆地制造分裂的行径。
如果总委员会成了没有任何权威的“简单的统计通讯局”，那就意味着放弃了党的纪律和领导，放弃了国际协调行动，一句话，放弃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绝不容许这些阴谋分子和有害思想从内部瓦解第一国际。他还写信给意大利都灵支部说：“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两种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末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1872年7月5日，鉴于巴枯宁集团已经通过秘密行动搞垮了国际在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支部，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提议，彻底解决巴枯宁的宗派主义问题。总委员会决定于9月2日至7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集中讨论，于是，这次大会将关系到第一国际的生死存亡。会前，总委员会派出国际俄国支部负责人吴亭前往苏黎世调查巴枯宁集团阴谋活动的情况，结果吴亭遭到巴枯宁分子的暗杀，身受重伤，但还是坚持完成了调查任务，巴枯宁集团的卑鄙行为可谓变本加厉。在恩格斯的安排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许多久经考验的工人运动家都出席了会议，大会的65名代表中，支持总委员会的占了多数。马克思也亲自到场，还携带了夫人燕妮、二女儿劳拉、二女婿拉法格和三女儿爱琳娜。
巴枯宁本人并未到场，但是他的狂热追随者、瑞士的吉约姆等人在大会上十分活跃。吉约姆声称，总委员会不应该成为第一国际这个“伟大身躯的头脑”，甚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美国代表左尔格立即回应，总委员会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应当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如果说总委员会不是统帅，那么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调兵遣将的总司令部。“如果吉约姆希望国际工人协会是无头的，那么他就把国际工人协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机体的水平。我们则希望它不光有一个头，而且有一个大脑发达的头。”
大会集中批驳了巴枯宁主义者放弃政治斗争和反对任何权威的谬论，再次肯定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公布了巴枯宁集团在国际内部进行的有预谋有组织的破坏行动的情况。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进一步向大会代表传达了巴枯宁集团的实质和危害。于是，关于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议，一经讨论便获得通过。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对巴枯宁集团的最后判决，标志着第一国际反对巴枯宁集团阴谋分裂活动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国际成立八年以来，由于外部遭受欧洲各国统治者的持续迫害，内部又出现巴枯宁集团的阴谋分裂，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将总委员会驻地从伦敦迁往纽约。恩格斯认为：“在纽约我们的文件是会安全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新的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经过激烈辩论，大会同意了这项提议，并选举左尔格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第一国际最终于1876年在纽约宣布解散，而恩格斯早在1874年就致信左尔格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就此而言，第一国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恩格斯也在马克思去世后见证了第二国际的诞生。
不过，巴枯宁主义依旧余灰未烬。1872年9月，一批巴枯宁集团分子在瑞士召开代表大会，公开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不承认选举出来的总委员会，并成立了所谓“反权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组织。总委员会于1873年1月通过决议，声明凡是拒绝海牙大会决议的团体和个人都不再是第一国际的成员。5月30日，总委员会决定将支持巴枯宁集团的组织和个人全部开除。针对巴枯宁1873年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恩格斯发表了一篇雄文《论权威》，从思想上彻底批判巴枯宁主义。文章最后恩格斯辛辣地说：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巴枯宁自知挣扎无望，于1873年9月发表声明退出“斗争舞台”，此后巴枯宁集团的“反权威主义”国际组织还先后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但已经不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了。巴枯宁于1876年7月病死于日内瓦，而他的组织在1877年召开代表大会后发生了内讧，最终宣告瓦解。很多时候，批判看似浅薄的理论实际上需要极大的斗争耐心，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消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精力。而且这样的斗争不止针对巴枯宁主义一种，还包括与为期更长、影响更大的拉萨尔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