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批判，才有真知与真行
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分工合作：恩格斯撰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补充，而马克思则撰写《哲学的贫困》，与蒲鲁东展开激烈的论战。合作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相对于共同写作表明一致的见解，各自在擅长的领域分工协作无疑更为高效，且更能够促进革命事业。于是恩格斯的文章间接促成了一年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而马克思的文章则标志着他在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的新世界观的哲学原则更为圆熟地运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之内。由此可见，恩格斯较多专注于社会批判工作，而马克思则专注于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体现了恩格斯作为德国人面对德国知识界的不良思想倾向所肩负的共产主义理论使命。德国人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锻炼塑造了卓越的思辨能力，但在政治理论方面却只能借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成就，并将改了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直接转换为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共产主义，仅仅将其当作合乎理性的或合乎人性的理想制度。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所言：“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也在同时清算自己过去与蒲鲁东之间的纠葛关联。早在旅居巴黎时，马克思就曾与蒲鲁东结识，彻夜争论理论问题，还将他列入外国杰出社会主义者的行列。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存在理论分歧，但他对蒲鲁东的评价仍然是正面肯定为主。1846年初，马克思曾写信邀请蒲鲁东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支部的通讯员，但是高傲的蒲鲁东回信拒绝了邀请，并且彻底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基本原理。随着1846年10月15日《贫困的哲学》正式出版，以及恩格斯不断从巴黎发来各种舆论情报，马克思于12月下旬读到了这本“极坏的书”后，立即着手对蒲鲁东主义展开批判，而且是使用蒲鲁东的母语法语、反讽式地用蒲鲁东半吊子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为书名，写就了《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1809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贝桑松，家境贫寒，自学成才。1840年，他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蜚声于世。1846年，他在《贫困的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所谓“互助主义”的观点，即把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拼接到一起，在当时的法国影响很大。蒲鲁东的基本主张如下：一是既反对按资分配，又反对按劳分配，要求在劳动者“自愿”的基础上，实行财产在形式上的绝对的平均分配；二是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缺陷——资本主义没有平等，共产主义没有独立，“平等”和“独立”的合题是“自由”，所谓“自由”社会就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三是主张“绝对自由”，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主张取消政府，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
而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是极其愚蠢的：他割裂了黑格尔辩证法学说的形式与内容，以为只需在社会治理中“保留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就可以任意打造理想型的社会形态，其实质则是非常幼稚地把“社会有机体”当作纸上谈兵的公式，这也成为滋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温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思想观点背后体现出的一个怀着仇富心态夸夸其谈树立权威的小资产者面目：“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通过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说的批判，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从中萌发了剩余价值学说的思想。恩格斯后来指出，马克思在当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为了洞穿社会现实规律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他尝试把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贯通于整个资本主义，从而揭示其本质规律的历史限度。从《雇佣劳动与资本》到《伦敦笔记》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准备工作的“三级跳”。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已经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全部理论工作中的首要地位。为了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差点耽误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的创作，那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一经问世就带来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般的轰动影响。反动派惧怕它，革命者拥护它，学者研究它，就连老百姓都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它汇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时至今日，它的外文译本有一百多种，版本多达一千多版，发行量更是高达几千万册。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与恩格斯通力合作的典范，是每个觉悟工人和进步青年的必读书目，是全世界受苦大众的共同纲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然而，它的创作过程却是一波三折、鲜为人知。它的第一个版本是1848年2月底于伦敦出版的德文单行本，在这个墨绿色封皮的小册子上并没有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人们第一次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1850年乔治·哈尼在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产党人》上登载《共产党宣言》英译文时，在序言中公布于世的。《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过程也并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两个人讨论并同时写作定稿，而是恩格斯先完成了大量文字准备工作后，由马克思接过写作的接力棒定稿的。事实上，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两人彻夜伏案共同完成著作的写作方式，后来也极少出现，以至于这种画面感成了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宣言书，而它的前身，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正义者同盟”，它早在1836年就已于巴黎成立，主要由德国流亡手工业者组成，1840年后转移到伦敦活动，属于“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该组织一度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受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较大影响，曾天真地幻想劝说资本家把财产捐献出来分配给穷人，主张运用秘密手段，通过少数人的起义实现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经过多年曲折的斗争，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从一次次失败和挫折中深刻认识到：此路不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日益强大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榜样作用下，正义者同盟希望吸收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1846年6月2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议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得到了正义者同盟的热烈支持。7月17日，约瑟夫·莫尔回信说：“你们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和全部计划的内容都是我们极为赞成的，但最使我们高兴的是你们提出的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想法。我们认为这是使我们的宣传取得力量和一致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在巴黎期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46年11月，伦敦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个告全体盟员书，莫尔、沙佩尔等人与魏特林及其党羽公开划清界限，号召盟员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思想上发挥指导作用，而且能够实际领导同盟会的改组工作。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言：“伦敦的盟员相信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鉴于同盟会先前流行过密谋组织和平均主义的形式，并且马克思流亡比利时之初签署过不会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承诺书，他和恩格斯不止一次谢绝加入同盟会的邀请。1847年1月底，同盟中央派颇有外交才能的莫尔为特使，先后前往布鲁塞尔和巴黎拜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诚恳地邀请他们为同盟会制定新的纲领，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拒绝，正如恩格斯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加入同盟的条件，那就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宗派主义。由于世俗化了的宗教信仰长期在欧洲思想观念中产生的强大作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经常迷信权威，而马克思后来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既然共产主义学说是深入历史原则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批判的成果，那么秉持共产主义的政党团体就不再应当遮遮掩掩地停留在密谋的阶段——“幽灵”应当公开现身，将科学的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他们建议同盟会应当尽快改组，并明确行动所依循的理论内容。
1847年2月莫尔返回伦敦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同盟中央汇报，并通过文告宣布于当年6月召开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拟讨论以下问题：
（1）人民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并选举同盟新的领导机构，决定未来中央委员会的驻地。
（2）彻底改组同盟，修改盟章。
（3）通过同盟的纲领——《简明共产主义信条》。
（4）创办同盟的机关报。
（5）组织问题和宣传问题。
文告指出，当务之急是制定共产主义信条以凝聚共识，首先需要同盟各支部讨论并厘清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什么？
（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快地、最正确地实行生活集体化形式？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同盟各支部需要推选代表前往伦敦参会。当时的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共有五个支部，魏特林派分子把持着其中两个支部，其余三个支部推选恩格斯为代表，并通过决议将魏特林派开除出同盟。这样，恩格斯就成为巴黎区部的代表并启程前往伦敦。但是马克思却没有来——他当时穷得连路费都拿不出。就在恩格斯启程前，他接到了马克思的信，上面说道：“我不能去伦敦了。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去。但我想我们会派沃尔弗去。这样，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