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革命爆发
在进入1848年新年前的最后一个夜晚，1847年12月31日，恩格斯在巴黎参加了德国流亡者举行的迎接新年的庆祝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的最后，恩格斯提议为法国大革命干杯，孰料一语成谶——1848年伊始爆发了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欧洲大革命。恩格斯首先遭受了牵连——这场演说的内容被密探报告给了警察局，当局认为恩格斯的演说含有反对政府的政治隐喻，于1848年1月29日向恩格斯下发了驱逐令的书面通知，要求他24小时内离开巴黎、三天内离开法国。1月的最后一天，恩格斯回到布鲁塞尔，这一天马克思写完了《共产党宣言》。
事实上，恩格斯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怀有清醒而深刻的判断和预见。他于1848年1月23日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1847年的运动》一文，通过分析1847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得出了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相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当前的运动首先表现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目标，即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进程，通过这一历史进程把贫穷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从而在下一阶段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
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获得短期政权。你们可以支配法律，作威作福。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
“刽子手就站在门前”。
就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1848年1月25日，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首先爆发了人民起义，随即席卷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农民革命交织在一起，新势力的登场、旧势力的复辟、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同上演了。很多时候，历史的各种力量只是潜藏在舞台的各个角落不断酝酿和积累，而一旦点燃了火药桶，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力量在舞台上肆意宣泄、互相搏斗。
欧洲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内战和消耗。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维也纳会议，欧洲各国不断在博弈中互相制衡，并签订了若干“均势”合约，一致将资源匮乏、权力不均的矛盾转移到欧洲以外的世界，即所谓的“殖民”活动。“殖民”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那就是精神在内部达成和解，通过占领外部对象性的世界来证实精神的主体地位，这种精神的主体地位的现实表述，就是资本主义逻辑与体系的世界化。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爆发，在这33年的时间里欧洲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繁荣——资产阶级核心竞争力的确立，殖民活动开启的资本空间，工业与生产力的高歌猛进，无产者队伍的快速壮大——这一切在确认了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一切传统时代体现出巨大变革作用的同时，否定性的力量在其内部不断生长，即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时代继续革命的迫切要求。要么是无产阶级作为他者对资本主义发动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迫于形势的自我革命，不革命就无法在快速变革的年代安静地生存下去。
于是，1848年欧洲大革命就在《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同时拉开了序幕。就在《共产党宣言》于伦敦付印的时候，革命的火焰燃烧到了法国巴黎。2月24日爆发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逃往国外，他的王座被焚毁。面对响彻法国的“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恩格斯看到了德国的希望：“德国一定会步法国的后尘……要是德意志人还有毅力、尊严和勇气，那末过不了四个星期，我们也会高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恩格斯再度命中了预言，不到一个月，柏林就爆发了三月革命。
2月2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鉴于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爆发，同盟的领导职权应当前移到位于革命前线的布鲁塞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此时的比利时政府已经是风声鹤唳，他们把革命的原因归咎于他国势力的阴谋，于是一大批德国流亡者遭到了迫害。2月28日，沃尔弗遭到了警察的无情殴打，第二天被驱逐出境。紧接着，3月3日下午5时，马克思全家也收到了政府的驱逐令。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成员来到马克思家里开了一个急会，达成重要决议：目前形势下，中央委员会迁往巴黎，授权马克思独自领导同盟的一切事务。会议尚未结束，警察就闯进马克思家里搜查，马克思和燕妮被逮捕，燕妮次日被释放，回家匆忙接三个孩子并收拾行李，而马克思直接被遣送上离开比利时的火车。恩格斯和朋友弗莱里格拉特陪同马克思全家来到巴黎后，独自返回比利时。他也做好了随时被驱逐的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
恩格斯的驱逐令迟迟未到，而马克思和其他同盟领导人已经在巴黎开展工作。3月11日，新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成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沙佩尔为书记，恩格斯、莫尔、沃尔弗等人当选为委员。马克思立即给恩格斯写信，让他尽快来巴黎。3月20日，恩格斯离开了布鲁塞尔，21日到达巴黎时，刚好接到18日柏林起义的消息，于是恩格斯打算在巴黎稍作停留，尽快动身返回德国。他在《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一文中认为，柏林起义是推翻普鲁士王国封建专制权力的象征，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19世纪的德国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但是，“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大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无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其历史的深层原因，后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谈道：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因此，借资产阶级革命的东风一鼓作气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在1848年的形势下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德国革命业已爆发，无产者业已在前线流血牺牲，各种革命势力犬牙交错，恩格斯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4月初他和马克思一起离开了巴黎，7日到达美因茨，协助该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建立工人教育协会，11日他们来到了科隆。科隆是莱茵省的省会，是当时普鲁士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拥有集中的无产阶级力量和众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并享有更多的出版自由，于是科隆成了新的革命中心。到4月15日，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委员都来到了这里。
面对德国革命的新形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德国尚未充分发展，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甚至没有能力独自建立组织，只能作为资产阶级最左翼的民主派角色登上政治舞台，参加现有的民主运动。所以共产主义者既不能怂恿工人阶级激进盲动，也不能被动消极等待，最合适的途径就是让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既要参加工人联合会，又要参加民主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指导下，“莱茵省民主团体区域委员会”成立，以协调科隆工人联合会、民主协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的活动。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是约瑟夫·莫尔，副主席是卡尔·沙佩尔，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共产主义者需要首先完成资产阶级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此过程中牢牢占据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完成下一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可以说，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其思想源泉与革命路线最早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在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彼此间的联系都中断了，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将要陷入“光杆司令”的境地。有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重操办报老本行，一方面继续在德国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指导分散在各地的同盟成员的革命行动。由于马克思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科隆《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而此时《莱茵报》已经停刊甚久，因此这份新的日报被命名为《新莱茵报》。与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莱茵报》不同，《新莱茵报》是世界上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报纸。创办报纸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筹措资金，为此恩格斯自告奋勇返回故乡巴门，希望能从他的父亲、乡亲和故友那里得到一些赞助。
恩格斯返回巴门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当地资产阶级的恐慌不安，特别是恩格斯的父亲见到儿子回家，心中五味杂陈。恩格斯的母亲则非常开心，她一连几天亲自下厨为儿子准备最爱吃的饭菜，还拿出了珍藏的波尔多红酒，唠叨着希望恩格斯能留在她身边。恩格斯在巴门为《新莱茵报》筹资募股的工作非常困难，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说：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象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末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亦译为《科隆日报》——引者注）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伦日报》来代表他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