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世长辞
自从1863年1月7日玛丽·白恩士去世后，她的妹妹莉迪亚·白恩士——恩格斯称呼她为“莉希”——一直陪伴着恩格斯。与绝大多数工人一样，莉希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她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她是恩格斯工作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并且是国际工人协会中为数不多的女会员之一。对于恩格斯先后跟姐妹二人同居一事，一些观点认为恩格斯在道德标准和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但是无论玛丽还是莉希都绝不是恩格斯的“地下情人”，他们终生相爱，相濡以沫，不能用任何流俗之见来妄加评判。尽管没有得到恩格斯家族的承认，但恩格斯所有的朋友都认为，莉希也同样是恩格斯的妻子。
1869年9月，莉希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陪同恩格斯再度造访爱尔兰，为了玛丽和莉希的祖国——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恩格斯计划写一部爱尔兰史。为此，恩格斯列出的参考文献达150多种，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还做了15册详细的摘录。他计划写四个部分：自然条件、古代的爱尔兰、英国的征服、英国的统治。恩格斯甚至专门学了古爱尔兰文，把一些古文献翻译成了德文。遗憾的是，第一部分刚刚写完，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他不得不中断写作以完成大量实际工作，因而这部著作最终未能完成。
1876年之后，莉希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起初是哮喘和神经痛。1878年初夏，莉希患了恶性肿瘤，活在人世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请求恩格斯答应她，与她正式举行婚礼。她也知道，恩格斯痛恨婚礼这种“资产阶级的婚姻方式”，其本质乃是为财产——而不是为爱情——作法律上的证明。恩格斯曾说过：“这种资产阶级的婚姻是何等浪费精力：最初为了达到这种婚姻费了很长时间，后来这种无聊的麻烦事又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解脱这种婚姻又花费很多时间。”但是莉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能够以恩格斯夫人的身份去见上帝。
恩格斯答应了莉希的请求，第一次向教堂捐了钱物，并请牧师来到了家里，爱琳娜·马克思几乎是每天必到。1878年9月11日，恩格斯与莉希在病榻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次日凌晨，莉希安详地与世长辞，享年51岁。恩格斯陷入了长久的痛苦，马克思则把恩格斯接到自己家里住，避免他总是睹物思人，后来还邀请恩格斯一起去海边疗养。回到伦敦后，恩格斯仔细整理了自己的书房，计划撰写一部研究古代日耳曼人历史的巨著，探讨阶级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但是最终也没有完成——燕妮的去世和马克思的病重，成了恩格斯最牵挂的事。
燕妮从1876年开始身染沉疴，到了1880年夏天愈发严重，秋天时方才查明，她患上了肝癌这个不治之症。1881年6月，恩格斯致信远在法国的小燕妮告诉她母亲的状况：“不管这是什么病，不断地日益消瘦并且软弱无力，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症状。”到了1881年秋天，燕妮已经卧床不起，可偏偏这时候马克思胸膜炎非常严重，“一咳嗽感觉胸腔随时会炸开”。最终，12月2日，燕妮撒手人寰，享年67岁。马克思陪在床边，他感到随着他的灵魂伴侣、青梅竹马、一生挚爱的离去，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也跟着离去了。
三天后，恩格斯主持了燕妮的葬礼并致悼词，回顾了燕妮和马克思度过的不平凡的一生。恩格斯最后说道：“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她的一生始终“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马克思病倒了，连葬礼都无力参加。
为了使马克思摆脱这种可怕的打击，恩格斯与医生为他安排了外出治疗休养方案。几乎整个1882年，马克思都是在疗养地度过的——先是到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见了长女小燕妮和外孙们，然后去了南法、瑞士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不过恶劣的气候不但没有让马克思恢复健康，反而使状况更加严重了。无奈之下，马克思只得返回英国威特岛继续休养。恩格斯深信，马克思的健康终究会恢复，在1883年1月9日最后一封致马克思的信中安慰道，小燕妮的健康“不是想象的那么坏”。马克思次日回信说这一消息“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也是他最后一封致恩格斯的信。
只过了一天，突然传来了噩耗：小燕妮病逝了，年仅39岁，留下了五个年幼的孩子。马克思在震惊和悲痛中回到伦敦，此时的他支气管炎复发，并且肺脓肿加剧，他几乎无法吞咽任何食物，而任何药物也不再起作用。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恩格斯心里清楚，马克思已经时日无多，于是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来马克思家探望他，陪伴他生命的最后一程。1883年3月14日星期三，当恩格斯到马克思家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琳蘅说马克思处在半睡的状态，而恩格斯上楼到书房里一看，就在这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马克思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享年65岁。
恩格斯、爱琳娜和琳蘅悲痛不已。整个晚上，恩格斯都在给老战友们发电报和写信，传达马克思去世的噩耗。他在深夜致信伯恩施坦说，马克思“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恩格斯在终生挚友离去的沉痛中，仍不忘肩上的重担。
同样在3月14日夜，恩格斯致信李卜克内西说：“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次日，恩格斯致信老友贝克尔：“去年秋天你还见到了马克思，你应该感到高兴，今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昨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安详地长眠了。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可能是发生了内出血。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48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紧接着，恩格斯致信左尔格，慨然说道：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朋友乔治·哈尼3月17日致信恩格斯说：“你的损失决不是一般的损失，也不是一种家庭的损失。你对他的友谊和忠诚，他对你的友爱和信赖，使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人的任何一种关系。你们（两人）之间的友谊‘胜过对女人的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在获悉你失去挚友时的悲痛情感，以及我对你的悲哀的深切同情。”
这一天，一年多前刚刚下葬的燕妮的墓穴被再度打开，她伟大的丈夫的骨灰也埋葬于此——伦敦高门公墓（High Gate，亦称海格特公墓）的一隅。出席葬礼的只有九人：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大女婿龙格和二女婿拉法格——他们也是法国工人党的代表——老朋友列斯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老成员罗赫纳、动物学教授朗凯斯特和化学教授肖莱马，以及雷姆克向马克思的灵柩敬献了花圈。
葬礼的形式异常简单，但是意义非凡——恩格斯用英语作了题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的悼词，它凝结着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最大贡献，凝结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伟大人生的深刻理解，凝结着两位伟人终生不渝的革命友谊：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随后，龙格宣读了各国社会主义者发来的挽词和唁电。接着是从德国风尘仆仆赶来的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了演说，他最后强调：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反抗敌人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地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都将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他的学说将日益发扬光大！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会照着已故的伟大战士那样去行动；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灵前的誓言！
马克思去世的时候，没有国籍、没有遗嘱，葬礼简单。但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世界影响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成果——从第二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苏联和中国——而不断扩大；他的墓地于1956年翻修一新，加装了盖着铁铸顶的宽厚的大理石墓碑，成为今日众人之所见；他数量庞大的作品被不断整理出版而公之于世，他的生平和思想传记被许多思想家不断书写；他的理论和学说正在成为当今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和世界精神，他被誉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在此我们列举三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马克思传》，回顾他们对马克思具有代表性的评价。其一是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说：
无疑的，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这方面，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有一致的看法……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考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点的一本正经的研究者们，本来到了可以而且必须像马克思那样行动的历史时机，却只是像风信标那样吱吱哑哑地绕轴自转。
其二是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其中写道：
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时代哲学”的时候，他认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把人看作社会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这极大归功于马克思），我们得以研究改变和改善社会的种种方法；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教他们至少要努力去减少这些现象。
最后是雅克·阿塔利的《卡尔·马克思：世界的精神》，作者说：
人们应当重读卡尔·马克思——在他身上，我们汲取了理性，不会反复絮叨过往世纪的不足，也不会屈服于难以确定的错误；而是敢于承认，权力可以被转移，一切理论被创造出来，可以聆听反对的声音，所有的真理会不可避免地被不断超越，专断必将导致灭亡，绝对的好一定催生出绝对的坏；思想必须保持开放，而不是试图解释一切，并包容相反的观念，不会将事业与负责人、机制与角色、阶级与个人混为一谈。总之，要让人处于一切的中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今后几代人都将怀念流亡途中的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那段无比艰难的岁月里，他为孩子们的夭折痛哭不已，但依旧心怀梦想，盼望人性会更加美好。他们会重新提及马克思的世界精神及其主要内涵：这个人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