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无聊的杜林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得不到安宁的。
这是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恩格斯为什么要“收拾无聊的杜林”呢？这个杜林是什么来头，以至于让恩格斯“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呢？
欧根·杜林，183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官宦家庭，12岁时父母双亡，被送进国立孤儿院。1853年至1856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可谓马克思的学弟，28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任柏林议会法庭高级见习法官。他一直饱受眼疾困扰，30岁时几乎完全失明，被迫退出司法界，但又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担任柏林大学哲学系讲师。他发表了《资本与劳动》《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等作品，自称精通数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物理学六门学科，而事实上他只是在拙劣地模仿黑格尔，试图打造一个能够容纳全部科学的“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
“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第一卷》一文，虽然称得上是第一篇对《资本论》“学术性的”反应，但实在是写得漏洞百出、动机可疑，例如声称马克思的学说去掉一些奇形怪状的外衣后，充其量不过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又如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死板的三段论，等等。恩格斯注意到了这篇评论，写信给马克思说杜林“整篇文章显得狼狈不堪，惶恐不安”。马克思一笑了之，对这个小人物不予评价。
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个小人物逐渐羽翼丰满，他在1871年发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3年发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声称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进行全面的思想变革，以“社会主义的行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和“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自居，宣称他构建的思想体系是“最后的和终极的真理”。由于当时德国工人政党在理论上相当不成熟，因而杜林的改革方案得以在党内和工人中迅速传播，他们认为杜林的著作比马克思易懂许多，是卓越的思想家、马克思学说真正的继承人。
甚至到后来，一大批党的骨干都成了杜林的狂热信徒，连倍倍尔都于1874年3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匿名发表了题为《一个新的“共产党人”》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所以，我们赶紧推荐研究他这本书。”当时还很年轻的伯恩施坦后来回忆道：“我受到了杜林著作的鼓舞，把他介绍给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反应几乎都同我一样。”此时的杜林在党内的理论地位，俨然是“一人（马克思）之下，万人之上”了。
于是，杜林在1875年出版的《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本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声称马克思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看来，即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来，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精神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是近代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征兆……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文章通篇充斥着对马克思的人格污蔑，说他“思想和文体不成样子”“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虚伪的辞令”“装作机智的笨蛋和蠢货”“哲学的和科学的落后”“恶劣的作风”，等等，甚至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粗野、迟钝的犹太人理论家”。
李卜克内西等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于1875年2月1日写信问恩格斯：“你是否愿意写篇文章（严厉地）清算杜林？他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第二版中重复了他对马克思充满忌妒的全部愚蠢谰言。我在圣诞节前曾听了此人的一定讲课：狂妄自大，咬牙切齿地忌妒马克思，无非是这类货色。他在我们许多人当中（特别是在柏林）影响很深，必须彻底收拾他。”恩格斯后来说，他“过了一年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批判杜林这个“酸果”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很容易局限于在杜林打造的体系中跟他“缠斗”，但是批判杜林又是绝对必要的——不仅事关马克思的人格尊严，更关乎德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前途与命运。诚如恩格斯1892年时回顾的那样：
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1876年5月24日，针对杜林对马克思的攻讦，恩格斯在疗养地致信马克思说：“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马克思第二天就写了回信说：
“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李卜克内西就应该（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喽罗们说清楚：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这种批判；多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无知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恩格斯知道，对杜林的批判“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因为“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不过，恩格斯对这场战斗胸有成竹，他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般，向马克思谈论对杜林的批判计划：“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
从1876年9月初到1878年7月初，恩格斯花了两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反杜林论》，共分为三编。第一编的写作从1876年9月到1877年1月，针对杜林的《哲学教程》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批判论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篇幅接近全部内容的一半。由于德国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自1876年起更名为《前进报》，第一编自1877年1月3日至5月13日在《前进报》上陆续发表，1877年7月在莱比锡结集出版。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称赞不已，老朋友列斯纳读过之后写信给恩格斯说：“在新的一年之初，不会有比这更好更有价值的作品了。”
杜林得知恩格斯的文章后果然是深感羞辱、暴跳如雷，恶毒攻击说：“马克思先生是通过他的‘管家弗里德’，即以前曾经统治工人的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工厂主，来对我进行诽谤和辱骂的，骂我粗野，甚至欺骗。”杜林分子则炮制出一篇文章，题目是《恩格斯对人的健全理智的谋杀，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科学上的破产》。恩格斯则在1877年1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正面回应了杜林的言行：“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杜林分子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升级，恩格斯的文章能不能发表、要不要继续发表，双方的论战十分激烈。
在1877年5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杜林分子甚至在提案中写道：“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这时，此前一向温和的李卜克内西表现出了勇敢的斗志，光明磊落地回应杜林分子的挑战说：“杜林先生的追随者无权指责语言粗卤和‘骂人’，因为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杜林。”“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这些反对杜林的文章是党内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从党的利益来说，这一著作也是必要的……应该保卫党所赖以立足的基地。这一点恩格斯做到了，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
倍倍尔试图充当“和事佬”，提出《前进报》不再继续刊登恩格斯的文章，而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单独发表。李卜克内西说，不如在《前进报》学术副刊上继续发表。这样一来，与杜林分子的原则性斗争就转移到了报纸经营的层面上来了，虽然李卜克内西在形式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两派合并后理论水平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1877年7月31日，恩格斯致信李卜克内西表达了不满：“党在精神上和理智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如果当时表现得稍微慎重和理智一些，这种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877年7月27日至12月30日，恩格斯著作的第二编见诸报端，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5月5日至7月7日，第三编《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也终于问世。同时，恩格斯把三编汇成一册并写了序言，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总标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杜林曾在1865年出版过一本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书，题为《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讽刺性地化用了这个题目予以回应。它与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回击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杜林论》这部著作第一次全景式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整个体系，恩格斯称其为“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因而这部著作可谓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归纳概括，是以《反杜林论》的体裁结构为明确标志的。在恩格斯长达两年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仅阅读了全部书稿，而且还亲自撰写了第二编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第十章。恩格斯在1885年9月23日为《反杜林论》第二版写的序言中，指出阐明新世界观的首要贡献当属亡友马克思：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首先是在世界观即哲学领域中展开的，因为杜林试图通过复述黑格尔历史观的陈词滥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继承人。恩格斯同马克思站在同一立场上认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像黑格尔或者杜林一样的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此，历史进步的主体也不是由那些在头脑中掌握历史精神的哲学家来承载，而是由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历史精神的人，即有文化的劳动者来推动。而历史的基本矛盾即辩证法，也根本不是唯心主义立场上“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绝对精神内部的自我矛盾”，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精神成为所谓“哲学家”的特定权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终生宿命。克服这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历史性分裂，就是无产阶级获得劳动解放的历史使命。
因此，对杜林的批判，实则是为了弥补德国无产阶级历史命运“天然缺陷”的遗憾：经过古典哲学的陶冶，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思辨头脑，但是成熟的哲学却是在极不成熟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环境下形成的，德国——不像英国和法国——长期以来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甚至可以说，德国真正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长期流亡海外，《共产党宣言》一开始就是为总部在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写的。当然，英国的“天然缺陷”与德国正好相反——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内只有惊人的肤浅的思想，要么是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要么根本没有思想。因此，恩格斯正确地看到，哲学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哲学需要去寻找可以去实现它自身的历史主体，因此无产阶级走向解放的第一步，是具有属于无产阶级的哲学头脑，在历史中获得“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恩格斯认为，所谓“哲学家的哲学”只是一种“高超的胡说”，德国的工人阶级应当避免这样的“幼稚病”：
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正因为如此，这部《反杜林论》成为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必读书，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教材。就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起之秀考茨基也承认：“当时我们都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恩格斯也终于在收拾完“无聊的杜林”之后说：“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