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马克思的小提琴
在离开马克思的日子里，恩格斯感到分外孤独，倍倍尔曾建议恩格斯离开伦敦，迁居德国、瑞士或去美国与左尔格为伴。恩格斯谢绝了倍倍尔的好意。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留在伦敦，抢救性地尽力弥补“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也就是整理马克思庞大的遗稿，以便尽早尽快地向全世界发表。恩格斯暂时中止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计划，爱尔兰史、德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也都搁在一边，在爱琳娜和琳蘅的协助下，每天都在马克思家把稿件进行分类整理。爱琳娜曾向姐姐劳拉写信抱怨说：“这种清理稿件的工作是很艰巨的。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恩格斯回复倍倍尔说：
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简直发了疯，才会拿自己这里的安静处所去换那样的地方，在那里必须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
也就是说，恩格斯深刻地洞悉，马克思全部思想和著作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其他任何与马克思不相关的事情都是次要的。他必须咬着牙承担起亡友未竟的事业。恩格斯整整忙了一年，实行了一套严格的作息制度，但还是有许多信件混在一起或是散佚在不同的包裹里，没有全部清理完毕。此外，自己大量的通信需要处理、大量的来访需要接待，甚至还得调解劳拉和爱琳娜谁来继承马克思书稿的争执。而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莫过于审校和出版马克思《资本论》手稿了，这是“压到其他一切的义务”。马克思临终前自知无法完成《资本论》，曾授意爱琳娜把这些未完成的手稿全部交给恩格斯，希望他能接着“做出点什么”。
早在马克思逝世之前，就曾有一种谣言说，《资本论》只有第一卷，没有别的内容了。在马克思葬礼当天，倍倍尔曾焦虑地致信恩格斯问道：“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即，将怎样对待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法国的报纸已经报道，本地的报纸也在转载，说你将担负起完成这部著作的工作，大家都希望这样，并且也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胜任。”恩格斯在清理过程中，于1883年3月25日发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500多页《资本论》手稿，4月2日又找到了大约1000页关于“资本的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事实上，《资本论》全书的完成度如何，连恩格斯本人也完全不清楚。他于8月30日致信倍倍尔说：
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
万事开头难，首要的任务是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他的字迹以潦草著称，特别是写作手稿时，经常使用自己发明的缩略词，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甚至有些词句连马克思自己事后都认不出来，能够逐字逐句阅读的除了他本人和燕妮之外，尚在人世的也只有恩格斯了。恩格斯也曾满腹牢骚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用什么字写的啊！但牢骚归牢骚，恩格斯一边辨认一边誊写，到了1883年9月，《资本论》第二册大部分内容已经誊抄完毕。
然而到了10月，恩格斯就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二十多年前经商时患过的腺热（又称“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旧病复发，痊愈后又犯了严重的痔疮而不能久坐，一贯就不佳的视力则进一步恶化，使他看不清东西。这使得他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法工作。为了能够尽快出版，恩格斯以每周两英镑的酬金请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奥斯卡·艾森加尔滕做秘书，白天恩格斯口述手稿，艾森加尔滕抄下来，晚上再由恩格斯校对订正，这样一来进度就快得多了。1884年6月22日，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信说：
从复活节起，我加紧工作，往往要伏案八至十小时，这样长时间坐着，我的老毛病又有些复发，不过，这次已是慢性，不象以前那样是亚急性的。因此，除了个别情况外，又不准我坐在书桌旁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果敢的措施：请了艾森加尔滕，向他口授手稿。自本周初起，每天从十点到五点，和他一起又紧张地工作起来，而且由于躺在沙发上，看来（蠢话——这你无法看到，只能感觉到），我在好起来，当然并不快。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好。
10月15日，恩格斯在给老友贝克尔的信中说：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授并几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校订了已译完的那部分，即全书的八分之三）。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办法。它使我多少能够活动，但愿不久会有进一步的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确定《资本论》第二卷的主题和版本，恩格斯打算把马克思原计划作为第二卷上下册的内容拆分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准备材料作为第四卷。这样一来，《资本论》第二卷的主题就可以明确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生产三个部分，分别论证资本运动的连续性、速度和条件。然而，版本方面却很难定稿，因为恩格斯找到的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写成的八份手稿，其中一至四稿写于1865年至1870年，五至八稿写于1877年至1881年，1877年之后的手稿还明显留下了马克思与疾病顽强搏斗的痕迹，很多表述时断时续，不忍卒读，因而必须从这些原稿中挑出比较成熟的样本。恩格斯决定以最后的手稿为基础，参照前面的各份手稿，精心编排一份定稿，形成一部完整的著作。在全书结构上，为了使第二卷与第一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相一致，恩格斯将原本的三章改为三篇，把11节扩编为21章，把17小节扩编为45节，并给各章节加上了相应的标题。繁重的工作使恩格斯感到又苦恼、又开心，他在给贝克尔的信里说：
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经过近两年的奋战，1885年3月8日，《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终于宣告完工，7月正式出版。在正式出版的第二卷中，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八份手稿删节了三分之二，大部分都是重复的叙述，这绝不是说恩格斯不尊重马克思的劳动成果，或者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原意。恩格斯的严谨态度，可以在他5月5日马克思生日当天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一览无余，其付印过程的艰难远超读者想象，可以说，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好这样的整理付印工作：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就在第二卷修订完成的当天，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负责人说：“《资本论》第二册手稿的最后部分明天寄出，后天我就开始搞第三册。当我心里还放不下这件事时，我就无法认真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恩格斯一开始乐观地估计，第三卷的整理只是技术性的困难，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几个月或一年就够了。熟料真正花费的时间不是一年，而是十年，在此期间恩格斯的视力不断衰退，各国工人运动也让他必须时刻分心指导，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马克思的手稿：“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
于是，恩格斯首先对第三卷的结构进行重新编排。鉴于马克思将其只分为七章，余下再未分节，为便于阅读研究，恩格斯把全书结构分为七篇五十二章，内容较多的章再分节，并根据内容添加章节标题。像第三十章这样思路不断被插入的句子和离题的论述打断的情况，恩格斯作了较大的挪动和删节。而“空缺”部分是最令人头疼的——如第四章“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直接写道：“这个因素，我们暂且放在一旁，因为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在后面的某一章中将专门予以研究。”恩格斯只能根据马克思的思路自行总结道：“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整理第三卷最难之处，是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各章的编排，恩格斯后来在第三卷序言中说：
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我曾试图象对第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过的那样来编辑这一篇，即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使这一篇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我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就是出版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这样做，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
此外，恩格斯还在第三卷正文相关地方增补了六十多条附注，大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的分析总结，例如，恩格斯发现1867年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缩短了，同时，现代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一般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因而竞争将会被垄断所取代。但是，恩格斯始终是忠于马克思原意的，“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版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得出的各种新成果。”恩格斯说，他“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即十分保守地行使编辑的职责，哪怕是重复的地方也不会删去。一旦他意识到对第三卷的改动和增补超出了单纯编辑的范围，他都会用方括号注明，而“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十年磨一剑，十年如一日。到了1894年5月，全部手稿勉强整理完毕，可以交付出版了。但是第三卷在对文字的加工整理方面比第二卷要粗糙不少，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稿本身使然，另一方面则是越到后来恩格斯的健康状况越使他无能为力。《资本论》第三卷于1894年12月和1895年3月分两册出版，而此时的恩格斯已经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德勒评价道：“恩格斯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尽管《资本论》作者的署名只有马克思一人，但阿德勒认为《资本论》第二、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资本论》在通行的三卷本之外，其实还有第四卷，即马克思最初计划为“理论史”、后来命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部分，马克思把这些笔记混在第三卷之内，没有打算出版付印，而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准备材料。恩格斯整理完第二卷时就已经为这部分材料安排好了出版计划，说它是“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是，由于恩格斯晚年视力严重衰退，于是他把出版这部手稿的重任托付给了考茨基夫妇。
而在恩格斯看来，首先需要使考茨基夫妇学会辨认马克思潦草的笔迹，为此1889年初提供了一百英镑让他们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居住，他们只用了一年就誊清了手稿的六分之一，进度还不错。但是随后考茨基带着手稿回到了德国，并且中断了好几年。恩格斯在1893年3月致信考茨基说：“如果我知道你打算继续整理《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我会把它留给你，可是我已经好几年根本没有听到此事了，而在整理第三卷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核对手稿，所以我才要你把它寄来。”恩格斯逝世后，爱琳娜作为马克思遗著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把马克思的全部手稿都交给了考茨基。从1905年到1910年，这部《剩余价值学说史》终于交付出版，成为与《资本论》一样包含三卷内容的庞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