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商业幽囚,重回马克思的身旁

三、结束商业幽囚,重回马克思的身旁

1860年3月,恩格斯的父亲突然死于伤寒,子女们为了遗产继承问题产生了争执。几个弟弟妹妹一致认为,鉴于大哥一直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不重视家族企业,因此不应拥有位于巴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基兴(亦译为恩格耳斯基尔亨)三处公司的继承权。恩格斯得知后感到非常寒心,他本打算据理力争,留住曼彻斯特公司的继承权,不至于让过去十年工作的心血付之东流。弟弟妹妹们转而让母亲劝说恩格斯,这让母亲十分伤神。四十年来,无论恩格斯身在何处,母亲始终对他关爱备至。恩格斯深知母亲希望子女团结、家庭和睦,自己身为长子,责任重大,最终还是签署了一份协议,声明放弃所有家族企业的继承权。1861年2月13日,他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言辞恳切地说:

亲爱的妈妈,为了你,我克制住了这一切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使我让你在晚年因家庭遗产纠纷而黯伤。我以为,无论是我在你那里时的表现或是我的信件,都清楚不过地证明,我丝毫没有阻碍达成某种协议的意图,相反我愿意作出牺牲顺着你的愿望来解决一切。因此我也不多说什么,就签署了这个文件。我决不让这样的问题再来烦扰你,惊动你。我不会为此生弟弟们的气,只要他们以后不是逼得我非提不可,我甚至不愿意再对他们提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我也不打算夸耀我认为我所作的牺牲。

恩格斯与弟弟妹妹签署了协议之后,他自己的处境便进退两难——要么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商业上,否则一旦公司破产,恩格斯作为股东要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偏偏他没有继承权,这意味着他必须要为这项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投资承担风险;要么恩格斯就干脆放弃这份工作,而如此一来则不但这些年为公司的操劳付出一无所获,而且自己的生计也将成问题。因此,恩格斯只得又跟公司签了一份协议,1860年4月7日至1864年6月30日期间,担任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员兼襄理。协议中说:

当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应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本协议所规定的工作,尊重哥特弗利德·欧门以及届时的雇主或几个雇主对公司的有关指示;在上述规定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或经营任何生意。

哥特弗利德·欧门每年按月付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百英镑的生活费。在工作和任职期间,每次在月底最后一天支付,在任职期间如果本人提出请求并经决定后,也可将支付日期定在另一天。只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本公司服务并履行自己的职责,本公司将从当时利润中按每一百英镑提取十英镑,作为对其工作的额外酬金。

从这里可以看出,1860年后,恩格斯的生活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相应地,自这一年起他寄给马克思的钱也是成倍增加。1864年6月30日协议期满时,由于恩格斯家族在曼彻斯特的公司投入资本股额已经达到一万英镑,因此恩格斯作为家族全权代理人成为公司正式股东。欧门不得不又跟恩格斯签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新合同,根据这份合同,恩格斯的分红比例提高到公司年利润的20%,还可以从流动资本中得到年利率为5%的利息收入。成为股东后,恩格斯把大量时间都耗费在业务洽谈、信件往来和账目收支上。在1867年4月27日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在即时,恩格斯写信说:

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脑子里老是在转,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末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

恩格斯无比希望早日摆脱“鬼商业”,但又担心退出之后大家的生活来源和一些突发情况得不到经费保证,例如“遇到什么事变时,我们不得不重返大陆,因而将需要一笔紧急的开支”,等等。因此,恩格斯选择继续忍受下去,直到合同期满。欧门十分清楚恩格斯的处境和想法,他巴不得恩格斯赶快退出公司,以便独占公司的全部业务。1868年12月2日,欧门与恩格斯谈判,表示愿意在恩格斯结束公司工作后一次性付给他1750镑的补偿金,条件是恩格斯不再对公司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并且五年内不得经营任何与欧门兄弟竞争的业务,并允许欧门兄弟继续使用“欧门—恩格斯公司”这块金字招牌。恩格斯必须在1869年6月30日合同期满之前继续在营业所负责行政管理,并且还要在曼彻斯特一直住到1870年6月30日,以便继任者能够便利地向他咨询。

于是,恩格斯一方面同意了欧门开出的条件,另一方面紧急致信马克思,要他立即十分准确地答复:“(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你的全部债务,把你完全解脱出来?(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够用(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除外),就是说,这样你是否就无需借债了。如果不够,请把你需要的数额告诉我。”恩格斯打算把欧门给他的补偿金专门用于支援马克思,他希望在马克思还清债务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每年给马克思350英镑,之后每年至少给到150英镑。马克思感动万分,回信表示这些钱完全够用。于是,恩格斯对商业结束后回到伦敦马克思身旁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上班,当时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也住在曼彻斯特,她后来回忆说: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这时这种苦刑式的生活快要结束了,我才知道这些年对他来说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那时我还年幼,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一回想起这些情景,总忍不住流下泪来。

7月1日,恩格斯终于不用上班了,他写信对母亲说: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你写信……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货栈里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

给母亲写完信后,恩格斯立即给马克思写信:“亲爱的摩尔: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在这方面,昨天我同亲爱的哥特弗利德就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他已完全让步。杜西和我今天早晨在田野里作了长时间的散步,以庆祝我这第一个自由的日子。”两天后马克思回信说:“亲爱的弗雷德:最热烈地祝贺你逃出了埃及的幽囚。为了祝贺这件事,我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

1870年初夏,恩格斯委托马克思在伦敦找一所房子,作为自己新的居所,马克思全家人欢呼雀跃地张罗物色起来。7月12日,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致信恩格斯说:“我找到一所房子,它座落在非常美丽和方便的地方,因此得到我们大家一致的好评……它实在是太敞亮,太令人喜欢了。几乎用不着走出屋子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恩格斯对燕妮的眼光深信不疑,立即答应并住了下来。这里就是瑞琴特公园路(Regent's Park Road,又称摄政公园路)122号,坐落于伦敦西北郊摄政公园背面的报春花山麓上。Regent's对应的法文词是Régence,它正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26年前在巴黎决定性会面时所在的咖啡馆的名字。

9月20日,恩格斯带着莉希·白恩士和她的侄女玛丽·艾伦迁居伦敦。他们对燕妮亲自挑选的新居深感满意,这是伦敦典型的单元式住宅,极其宽敞,以至于后来伯恩施坦称这种房子是“资产阶级家庭居住的地方”。往北穿过铁路桥大约一公里就是马克思家,步行只需15分钟。两人几乎每天见面,享受生活的种种乐趣。恩格斯在这里住了25年,直到去世。从1850年到1870年,恩格斯如“埃及的幽囚”一般的20年经商生涯,终于宣告结束,两位老朋友又再次重逢了。而这时的恩格斯,也已经是正好50岁了。

恩格斯与马克思长达40年的友谊,是理想、志向、科学与真理的象征和见证,超越了一切世俗的、门第的、阶级的、物质的偏见和束缚。即便是像恩格斯的母亲那样善解人意的人,也不免于质疑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莫逆之交。早在1849年恩格斯流亡瑞士期间,母亲就对马克思颇有微词。而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资产阶级开始向工人阶级进攻,在报刊上编造了大量谎言污蔑公社革命者。由于第一国际主要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冲天的巴黎人”辩护,因而第一国际和他们本人遭到了很多无端诽谤。恩格斯年迈的母亲也写信来责问他,甚至归咎于马克思,于是恩格斯回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坦率真诚地对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解释说:

亲爱的妈妈: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假如事变需要我这样做,我就不仅会保卫它,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你也不应该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并且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

关于这一点不用多谈了。这里毫无办法,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消失,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两年之后的1873年秋,恩格斯76岁的母亲与世长辞。尽管她一生从未认同过恩格斯的政治立场,但始终对他百般关爱。在母亲临终之前,恩格斯专程从伦敦赶往恩格斯基兴,陪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十余天的时光。小镇恩格斯基兴按照字面翻译是“天使的教堂”的意思,恩格斯的母亲,也正如天使一般单纯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