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哥达纲领”
自从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来到英国，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地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德国，欧洲大革命之后对工人阶级影响力最大的社会思潮，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拉萨尔主义”。这个“拉萨尔主义”是什么？拉萨尔又是谁呢？
斐迪南·拉萨尔，比恩格斯小5岁，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小时候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他19岁就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他投身于革命运动，曾经为《新莱茵报》工作过，在此期间结识了马克思，并尊称他为老师。但是，马克思对这个学生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不满于他喜好卖弄、张狂轻浮的个人性格。马克思曾评价他道：“他是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虽然拉萨尔当面十分尊敬马克思，却时常在背后以理论家自居。尽管他在博士期间攻读黑格尔哲学，但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极为肤浅，经常写一些哲学文章获得贵族圈子赞赏，并因此得意忘形，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文章充其量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充满了“夸夸其谈的文体和争强好胜的轻率”。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专门谈到拉萨尔的学问与人品：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辩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
整个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政府极力扼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他们的著作被禁止出版，革命组织被取缔，宣传、集会、结社自由荡然无存。1852年他们被卷入了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共产主义者同盟许多成员遭到迫害。在这种情形下，拉萨尔坚持斗争，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住所也同样是工人的集会场所和革命者的避难所，许多革命者流亡英国后，他们在德国的家属得到了拉萨尔的妥善安置。就此而言，拉萨尔的政治才能深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赏识。但是，鉴于拉萨尔的双重性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不得不提防着他，他们从一些事实出发，批评拉萨尔的浅薄和虚荣心。这些批评的言辞有时比较直率尖锐，有时比较婉转温和，拉萨尔虽然心中不满，但表面上还能接受。
1862年7月，就在马克思全家最困顿的时候，拉萨尔在马克思家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为了不让拉萨尔看出家中的窘境，燕妮把所有能当掉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布置了一些“表面上的排场”来招待他。拉萨尔毫不知情，大吃大喝，连琳蘅都被他的好胃口惊呆了。拉萨尔甚至向马克思洋洋自得地提出自己的“天才计划”，那就是让工人依靠资产阶级的帮助去建立合作社与企业。他认为，自己在德国工人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又与德国资产阶级政要往来甚密，计划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想法。于是谈话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拉萨尔气得暴跳如雷，高声叫嚷，连邻居都被马克思家中闹出的动静惊动了，跑来敲门问燕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带着并不愉快的心情，拉萨尔离开了马克思家，动身返回了德国。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希望他也能亲眼看看拉萨尔的笑料，“你只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有一整年的笑料。这就是我曾非常希望你来这里的原因。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此后，关于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事，马克思和拉萨尔的恩怨纠纷日趋深重，尤其是两人在革命理论上有着重大分歧，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已经无可救药，与他断绝了书信来往。恩格斯后来说过，马克思一生有过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从来不会出于私心与某人为敌，他的敌人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种各样不彻底的、有害的思潮与流派。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毒害最大的就是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主义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中。简单说来，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即“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解放工人等级的唯一道路，废除那个置工人等级于死地的决定工资的严酷规律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国家帮助促进并发展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实行这种干预呢？“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为此，“应当组织一个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合法的、和平的但又是孜孜不倦的、不停顿的鼓动”。
于是在1863年5月23日，德国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东部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成立，第一任主席正是拉萨尔。会上通过了拉萨尔主持起草的联合会章程，宣布联合会的宗旨是“通过和平合法的道路，特别是通过争取公众的信念，为实行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而进行活动”。然而，章程宗旨的根本错误在于：在19世纪的现实环境下，国家不可能是超越阶级的“整个民族的共同体”，工人阶级不可能依赖合法的普选和国家的帮助求得自身解放，而必须是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所以说，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11天，拉萨尔宣称他与一位国家政要通过亲切会谈达成了共识，工人阶级即将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迎来春天。他甚至洋洋得意地说：这位大人物根本不知道其实我占了便宜，而他自己吃了亏，因为“我吃的是樱桃，而他吃的是石头”。拉萨尔口中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只不过俾斯麦的政治手腕远超拉萨尔，他利用与拉萨尔的“表面合作”，既控制了工人运动，同时又约束了自由资产阶级，可谓“一石二鸟”——后来在1878年颁布的《非常法》便是明证。
拉萨尔的背叛行径和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个人独裁作风，日益激起觉悟工人的不满，他的个人声威也在逐渐下降。他对这种状况感到厌恶和倦怠，第二年7月干脆扔下了政党，独自跑到瑞士休养去了。在瑞士期间，拉萨尔遇到了一名17岁的少女，她已有婚约在身，未婚夫是一位高贵的爵士，但拉萨尔仍然坚信自己遇到了爱情，对她展开狂热的追求，甚至干脆与她的未婚夫进行决斗，最终腹部中弹，三天后的8月31日因抢救无效死于日内瓦，年仅39岁。他最终为自己的轻狂、好胜与自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拉萨尔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德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从单纯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拉萨尔起了重要作用，其功绩是不应抹杀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但是，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又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主义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恩格斯评价拉萨尔的一生道：“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
拉萨尔身亡后，“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意见纷争、矛盾加剧，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带领联合会的左派于1869年8月在德国小城爱森纳赫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并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拥护第一国际，与“拉萨尔派”之间针锋相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声援巴黎公社革命不惜身陷囹圄，而拉萨尔派却污蔑他们是“卖国贼”，这招致了许多工人的不满，越来越多的拉萨尔派分子转投爱森纳赫派。德国实现统一后，拉萨尔埋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恶果，俾斯麦对内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对外集中力量加紧扩张，把这块“石头”吐了出来，狠狠地砸向了工人阶级。但是即便如此，拉萨尔主义的政治主张依然在党内流行。
187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了整个德国，大量工人失业，阶级矛盾激化。爱森纳赫派曾多次提议与拉萨尔派联合行动，都遭到了无理拒绝。1874年秋，拉萨尔派在风雨飘摇、风声鹤唳中提出与日益壮大的爱森纳赫派合并，主动示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反对两党合并，但恩格斯强调爱森纳赫派千万别拿原则作交易。然而，“合并狂人”李卜克内西却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团结，他甚至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74年10月起就与拉萨尔派谋划在小城哥达完成合并统一，为此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个充满拉萨尔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草案》。在此期间李卜克内西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许多信，但对起草纲领的事情只字不提，竭力欺瞒。
1875年3月15日，这份纲领在报纸上公布，恩格斯看到后大吃一惊，认为党的纲领的制定是一件极其严肃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而这份草案是一次严重倒退，“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于是立即向患病的马克思报告了这一消息。马克思得知后雷霆大怒，抱病撰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但是为了当时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只是将该文在原爱森纳赫派的个别领导人中进行传阅，没有公开。可是，李卜克内西等人最终没有听进马克思的意见，一味地迁就与合并，虽然一时壮大了队伍，却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严重下降。到十多年后的1891年，为反击拉萨尔主义的抬头，恩格斯才将马克思的那篇文章以《哥达纲领批判》为题首次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的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要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两个阶段”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其分配方式也主要是按照以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还有一些“弊病”和不成熟的地方，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则屡次致信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逐一批判《哥达纲领草案》中的错误思想，如“铁的工资规律”“自由国家”等幼稚命题。李卜克内西回信辩称，恩格斯指出的缺点都是不可避免存在的，为了达到合并的目的他甚至愿意再多作一些让步，拒不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劝说和警告。1875年5月22日至27日，两派合并大会在哥达召开，匆忙通过了《哥达纲领》，合并后的党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李卜克内西不仅在政治纲领上向拉萨尔派作了原则性的让步，而且在党的组织机构上也让拉萨尔派占据了多数重要的领导位置。恩格斯非常失望，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称自己人是一开始就从“同盟者”下降为“战败者”。
《哥达纲领》通过后，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它，甚至把它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工人们也是云里雾里，以为它是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压下了原本要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他们原想宣布这份纲领与他们毫不相干。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也没有公开问世。恩格斯说：“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为了维护德国工人运动团结的大局，维护李卜克内西等领导人的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从长计议。合并大会召开半年后，恩格斯对倍倍尔说：“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而预想中党的分裂也没有很快发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减轻了对《哥达纲领》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担心。
两党合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党员人数增加，工会力量壮大，影响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在1877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12个席位，党报增至41种。然而，《哥达纲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思想上带来的混乱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连十多年后第二国际成立时，其总体理论水平依然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合并不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就在党内泛滥起来，杜林主义就是这些思潮的典型。然而，高强度的研究压力、长时间的极端贫困、不健康的生活规律，使得马克思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了。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饱受肝病、神经痛、胸膜炎等疾病困扰，恩格斯不得不站在马克思的身前，主动承担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收拾无聊的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