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走到伯尔尼
1848年10月4日，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一家旅馆办理登记手续，几名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把他带走关进了普其·卡尔姆监狱。比利时政府拒绝为恩格斯提供政治避难，反而把他当作流浪汉一样驱逐出境。恩格斯被运送囚犯的马车押运到火车站，上车后直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境才得到释放。10月5日，恩格斯又一次来到了巴黎。他在一篇题为《从巴黎到伯尔尼》的游记里这样描绘此时的巴黎：
巴黎经历了5月15日和6月25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000人死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资产者还在低吟“为祖国牺牲”。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止稳重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街头的流浪儿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30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命，而且他们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总之，这又是 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没有工人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满情绪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
成大事者，苦中作乐，云淡风轻。在大革命低潮的日子中，在登上通缉令的命运里，在囊中羞涩的条件下，恩格斯索性抛却了革命者、学者、商人等各种身份，化身一名浪迹天涯的旅人。在《从巴黎到伯尔尼》这篇长文里，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后，没有沉重的思想负担，没有绝望的前途忧伤，只有对沿途美景的流连欣赏和对风土人情的细致观察。在外部环境变幻莫测的时候，恩格斯反而彻底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在旅途中“以静制动”，在大自然中“相看两不厌”。恩格斯一边旅行一边给马克思写信说，一旦消除了审讯前被羁押的风险，他就会马上动身返回科隆，他甚至幽默地开玩笑说：反动当局可以将他交付陪审法庭一万次，但是他不能接受审前羁押中禁止吸烟的规定。恩格斯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徒步行走了约500公里，从巴黎走到日内瓦、洛桑，最后抵达伯尔尼。通过他优美的文笔，我们仿佛置身于美丽的法国乡村：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山冈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
不过，恩格斯在10月24日抵达瑞士日内瓦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了，于是只好给马克思和自己家中分别写信求情。恩格斯的父亲早已从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十分震惊和羞愧，认为恩格斯的行为简直是有辱门第。但接到恩格斯的来信，得知儿子穷困潦倒后，怜悯之心胜过了不满之情，当即寄去了生活费用，还劝他不要返回德国，最好是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恩格斯的母亲听到了恩格斯被开除出《新莱茵报》编辑部的谣言，还满怀担忧地写信劝他不要再与马克思来往，她觉得是马克思造成了恩格斯现在的不利处境，如果能在美国从事体面的工作，与欧洲革命活动再无瓜葛，父母也就放心了。
没过多久，马克思来信了，详细地解释了这些谣言的来源，还介绍了《新莱茵报》争取复刊的艰难过程。为了复刊，马克思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和遗产，但是当他收到恩格斯信的时候，立刻将自己仅有的11塔勒连同一张可向日内瓦商人取款的50塔勒汇票寄了过去，并询问要不要把恩格斯匆忙逃离科隆时来不及携带的衣物一并寄来。马克思在信中说：“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象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恩格斯十分感动。后来在马克思长达20年的穷困生活中，恩格斯始终不断在经济上支援马克思全家。
恩格斯从马克思那里得知事情的原委后，立即写信向母亲解释一切，母亲在12月寄来的信中也消除了对马克思的误会：“关于马克思，我不再说什么了，如果他像你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做的话——对此我从未有过丝毫怀疑——，那么他已做到他能做到的一切，为此我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信中，母亲还絮絮叨叨地叮嘱恩格斯：“你现在一定收到我们寄去的钱了。请你给自己买一件暖和的外衣吧，天气很快就会变得很冷，这样你就不至于没有衣服穿了。你还该置备一条衬裤和一件睡衣，以便万一受凉——很容易犯这样的病——到时也可以有几件暖和的衣服。”
带着慈母之爱和挚友之情，恩格斯从日内瓦到了洛桑，与洛桑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然后经过纳沙泰尔，于11月9日来到伯尔尼。11月15日，恩格斯向伯尔尼司法和警察局申请居留许可，得到了批准。于是恩格斯在瑞士度过了这个冬天，为《新莱茵报》撰写了30多篇文章，极大地缓解了马克思的困难。当时《新莱茵报》编辑部几乎只有马克思一个人在工作，其他编辑或被关入监狱，或流亡海外。马克思不仅要解决稿源，还要筹措资金，有时还得应付法庭的传讯。恩格斯的这些文章通过分析瑞士的政治制度，打破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妄图把德国变成第二个瑞士的天真幻想。恩格斯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跑到联邦议会访问旁听，亲身体验和感受瑞士议会的政治制度。
德国特别是南德的小资产阶级一直把瑞士当作“模范共和国”，即德国的理想范本——瑞士式的联邦共和国。但恩格斯却指出，瑞士只是一个只有几百平方英里、250万人口的小国，却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同时存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到最传统的畜牧业。瑞士国民议会的议员，用互不相同的语言，讨论着最琐碎的地方性问题，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则像他们的语言和服饰一样混乱。恩格斯认为，瑞士议会的活动表明贯穿瑞士政治生活的是“无穷的分散性（这是联邦共和国的必然的历史产物）、难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错，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奉为指南的各种动机的不可思议的混乱”。
在恩格斯看来，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共和主义者总是幻想着把瑞士政治制度全盘照搬，把德国变成一个大号版的瑞士，这是彻头彻尾的教条式的幻想。在德国现有的条件下，如果采用瑞士的政治方案，只能是继续恶化德意志分散落后的状况。德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完全统一。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不是照搬照抄来的，都需要立足于特定的国情世情基础去展开分析研究。
除了研究瑞士政治制度，恩格斯还参加了伯尔尼工人联席会，并出席了12月9日在伯尔尼召开的瑞士工人联合会和德意志民主民族联合会分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恩格斯为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书记。恩格斯参与了联合会章程的起草工作，章程第一条指出，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会员，并且以一切合法手段，力求做到使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原则和设施得到德国人的承认，并得以实现”。由此可见，章程的表述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
大会结束后，恩格斯受中央委员会委托，写信给各个地方联合会，通报代表大会情况，解释决议的基本要点，希望各地工人组织团结一致。恩格斯希望积极鼓动在瑞士的德国工人支持和参加德国革命斗争，这一希望在半年后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得以如愿以偿——维利希志愿军团的一部分和整个流亡者军团，都是由来自瑞士的联合会的会员组成的。尽管在瑞士的工作有声有色，但恩格斯还是感到远离祖国政治运动的不甘，他写信向马克思诉苦道：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国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
1848年下半年，欧洲革命形势整体上迅速恶化，继法兰克福九月起义被镇压之后，维也纳十月起义也惨遭失败。11月1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任命勃兰登堡伯爵为政府首相，借容克贵族的力量发动政变、改组政府。11月9日，国民议会被强行解散，人民武装被解除，柏林戒严，民主团体和进步报刊被关停，封建贵族君主专制统治在普鲁士正式宣告恢复。到了1849年初，科隆形势略微好转，先前因九月集会事件被通缉的《新莱茵报》编辑也陆续回国。由于科隆警局一直没再找到恩格斯有罪的材料，通缉令过了期限之后，恩格斯就没有被捕的危险了。于是恩格斯于1月中旬返回科隆，结束了三个月的流亡生活。在1月26日的一次传讯中，初审法官宣布不再因九月集会而对他提出任何起诉，恩格斯和沃尔弗等人又团聚在《新莱茵报》编辑部中了。
新的传讯依然接二连三。早在1848年7月3日，科隆宪兵非法拘捕了工人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并对他和怀孕的妻子采取了粗暴行动。7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逮捕》一文，指出这次拘捕事件实质上是整个德国迫害进步人士的“突袭长链上的一个环节”，而最高检察官魏茨费尔和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是迫害的根源。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第二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受到起诉，被指控的罪名是这篇文章侮辱了魏茨费尔。而开庭日期一拖再拖，首次开庭时间原定于1848年12月20日，最终定在1849年2月7日开庭审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在法庭上作了精彩的辩护发言，坚决捍卫报纸的出版自由权利，维护声援《新莱茵报》。恩格斯在总结陈词中慨然道：
诸位陪审员先生，此刻你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使得法官不得不宣判被告无罪释放，他们捍卫的出版自由一直保持到德国革命的尾声。法庭内外旁听审判的群众向他们欢呼致敬，连审判长也赞扬了他们高水平的辩护演说。列斯纳回忆道：“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敌人无法相比的才智和渊博的知识同黑白反动派展开了斗争。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两个人的敬佩！”
恩格斯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这次法庭辩论，并以此鼓励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敢于和善于同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制度作斗争。他在为1885年出版的关于这次审判的小册子所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当时在陪审法庭的演说反映了1848年至1849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策略：
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仅有义务和责任去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结论。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态度。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