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硝烟褪去，马克思深陷贫穷
恩格斯在瑞士甫一安定，立即写信联系马克思。马克思全家于1849年6月3日到达巴黎后，与恩格斯的联系便中断了，两个月来音讯全无。他们互相为彼此担忧不已——马克思害怕恩格斯战死沙场，恩格斯害怕马克思再度被捕。收到恩格斯的信后，马克思欣喜异常，建议他把战斗经历和普法尔茨起义过程写下来。8月中旬，恩格斯收到妹夫布兰克寄来的钱，搬出日内瓦湖北岸的莫尔日营地，在洛桑租了一间陋室，开始撰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恩格斯对这部著作满怀期待：“我的这一著作按照《新莱茵报》的精神，对这一段历史提出了与其他可以预期将会出现的说法不同的解释。它将揭露某些肮脏勾当，特别是将包含关于迄今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普法尔茨事件的许多新材料。”
马克思全家则再度陷入了动荡生活。7月19日，法国政府通知马克思说，他要么离开巴黎前往法国西隅莫尔比昂省的布列塔尼定居，要么就必须离开法国。布列塔尼是一片沼泽地，环境十分恶劣，马克思不愿意远离大城市离群索居。踌躇再三，他决定前往英国。8月23日他致信恩格斯说明了这一情况，并力劝恩格斯也一并前往：“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而且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你两次：（1）由于巴登；（2）由于爱北斐特。你在瑞士什么也不能干，何必在那里呢？”马克思在不会英语、没人接应、没有职业和收入，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的情形下，于8月26日只身前往伦敦。
恩格斯也非常希望能与马克思在伦敦相聚，9月初向瑞士申请前往英国，出境护照很顺利地拿到了。由于法国政府拒绝恩格斯过境，他只得于10月5日来到意大利撒丁王国的热那亚，并于次日登上了史蒂文斯船长的英国纵帆船“康沃尔钻石号”。恩格斯在船上每天写日记，并记录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学了很多航海知识。经过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历时五个星期于11月10日抵达伦敦。分隔将近半年后，恩格斯又一次可以与马克思共同并肩战斗了。此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成员，除了莫尔已经牺牲、沃尔弗留在瑞士、沙佩尔在德国坐牢之外，都已经到了伦敦。维利希经恩格斯介绍也被吸收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伦敦，这座当时拥有240万名居民的全球最庞大、最先进的城市，既是富人发财致富、纸醉金迷的天堂，又是穷人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的地狱。据统计，当时的工人聚居区里，每125人共享一个卫生间, 能活过5岁的孩子不到一半。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64个小时，薪水只能勉强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外部环境而言，相对于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爆发革命，英国政治可谓风平浪静——它一直比较稳定地保持着民主体制，几乎不插手欧陆的政治事务，新闻行业也比欧陆享有更大的自由。居民对于陌生人则保持着礼貌绅士的社交距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闷声发大财”。因此，伦敦既是流亡避难者的天堂——意大利人马志尼、法国人路易·勃朗、德国人金克尔等成千上万革命者都在此躲避风浪；又是流亡避难者的地狱——他们同马克思一样，物质生活条件极端贫乏，常常挣扎在死亡线上。
对于马克思来说，自从他17岁离开家乡特里尔小城去波恩上大学开始，一辈子都在与大都市打交道——柏林、科隆、巴黎、布鲁塞尔，以及初来乍到的伦敦。大都市一般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制造能力、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丰富的思想文化圈子、文明的社会政治秩序，如此等等。伦敦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的首都，各种资源的集聚优势尤为突出，例如，始建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中叶馆藏书籍已达600多万册，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图书馆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马克思不可能不喜欢伦敦，即便住在这里必须承担高额的房租。马克思在伦敦一住就是34年，从1849年一直到1883年去世，超过了生命时间的一半。恩格斯更是如此，从1849年直到1895年去世，接近半个世纪他都居留在英国——先是在曼彻斯特，然后在伦敦，去世后骨灰撒在海滨小城伊斯特本的一处悬崖下。
1849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命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们在欧洲大陆以各种方式参加革命，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在此之后，他们不得不远离革命第一线，在英国致力于各种理论研究。从历史上看，当拿破仑于1815年战败于比利时滑铁卢时，欧洲数百年绵延不绝的内战也随之终结，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脚步大大加快了——新发明的运用，新思想的问世，对封建专制制度持之不断的反抗，工厂规模的壮大，工人数量的激增，以及大规模的、步调一致的海外殖民活动，似乎只要资产阶级愿意，他们征服世界的脚步就可以一往无前。然而，1848年欧洲大革命给了洋洋得意的资产阶级当头一棒，迫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不仅宗教的、皇权的、贵族的旧势力依然强大，而且无产阶级新力量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遭遇到了“前后夹击”——在德国，身后的封建旧势力成功复辟；在法国，面前的无产阶级迎头痛击。这样一来，历史的车轮明显放慢了速度，1849年之后，当革命的硝烟褪去，平缓的、萧条的疗伤期来到了。
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贫穷向马克思全家袭来。来到伦敦仅仅十个月后，他们便无力支付切尔西区陋室的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所有家具和大部分衣物都被查封还债。他们搬到了伦敦最为声名狼藉的苏荷区迪恩街，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七口人。在这里，马克思夫妇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燕妮形容这条街为“死亡大道”——1850年，不到一岁的儿子亨利因肺炎去世；1852年，刚满一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在寒冷中病夭；1855年，马克思最疼爱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死于肺结核；1857年，燕妮生下了一个死婴。此时的马克思须发花白，忍受着肝炎、疖子、牙痛、肺病、风湿、头痛、失眠和结膜炎的轮番摧残。
女儿去世时，燕妮说：“我绝望地跑到一个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给我们一点资助，他非常友好地给了我两英镑，我用它买了一口小棺材……小女儿出生时没有摇篮，而死时差一点连安身之地都没有。”儿子去世时，马克思则写信给恩格斯说：“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还回复了斐迪南·拉萨尔的吊唁信说：“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象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事实上，遭遇这样贫穷状况的远不只马克思一人，伦敦几乎所有流亡者都面临这一困境。马克思甫一到伦敦，就组织成立了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不只是救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恩格斯加入进来后，也竭尽所能募集救济资金。1850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建立了流亡者公寓和食堂，甚至还有一个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尽管条件简陋，但他们倾其财力，不至于让流亡者流落街头、穷困等死。马克思甚至会在家里接济流亡者，其中就包括列斯纳。他后来回忆说：“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像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在他的家园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不过，随着一批流亡者变得不知自重、忘却革命、四处行乞，恩格斯于1851年2月13日致信建议马克思“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
而更为严峻的贫穷状况随即发生在马克思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透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提、经济规律和经济限度的伟大学者，身处全球经济中心，却不得不时刻与贫困进行艰苦的斗争。虽然自1852年8月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记者，每发表一篇文章便可得到一英镑的稿费，但是写这些政论时评文章在他看来属于“乱七八糟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从事的研究、写成的论文和著作，却屡屡遭到报社和出版社的拒绝。他甚至还拒绝了许多资产阶级体制内的工作，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
饥饿、疾病和贫困向马克思汹涌袭来。1852年2月27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9月8日，他又倾诉道：“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