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历史与时代

在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革命战友的眼中——无论是老战友还是年轻的忘年交——恩格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起来看——

卡尔·考茨基说：

恩格斯也并不总是为探索深奥的人类问题而冥思苦想，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寄予无限同情，对每一种卑劣行为都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伟大的救助者和战士，也是一位乐天的哲学家。就连战斗，他也喜欢为它加上明快的色调。他说过，嘲笑敌人的卑鄙可怜，更能表明自己的优越性。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讯员发自德国的不是悲戚的哀歌，而是对卑鄙无能的德国当局的嘲笑。这使他为德国无产者感到骄傲。

康拉德·施米特说：

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于施教。他妙语连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个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我读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

保尔·拉法格说：

恩格斯丝毫不象一个关在书房里的学者，如何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样精确，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觉灵敏得惊人，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溶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工作起来既敏捷，又轻快。在他那两间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橱，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这个房间简直不象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倒象是一个客厅。

同样，恩格斯也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象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象新的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求助于他的党内同志，则无限慷慨。

那么，恩格斯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呢？

1868年4月，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与法国革命家拉法格喜结伉俪，恩格斯专程从曼彻斯特赶来伦敦参加婚礼。当时英国流行一种叫作“自白书”的游戏，每个人根据固定的问题第一反应作出自己的回答，马克思和燕妮都玩过。于是在宴会上，马克思的长女燕妮连珠炮似地问恩格斯，48岁的恩格斯飞快地给出妙趣横生的答案——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愉快

　男人：莫管闲事

　女人：善于安置物品

您的特点：凡事一知半解

您对幸福的理解：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

您对不幸的理解：找牙科医生

您能原谅的缺点：各种各样的无节制

您厌恶的缺点：伪善

您厌恶的是：矫揉造作、傲慢不逊的女人

您最不喜欢的人物：斯珀吉昂

您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您喜爱的男英雄：一个也没有

您喜爱的女英雄：太多了，一个也举不出来

您喜爱的诗人：“狐狸—莱涅克”、莎士比亚、阿里欧斯托等等

您喜爱的散文家：歌德、莱辛、扎梅耳松博士

您喜爱的花：风铃草

您喜爱的颜色：任何一种，只要不是苯胺染料

您喜爱的菜：凉菜：沙拉

　　　　　　热菜：爱尔兰焖肉

您喜爱的格言：一无所有

您喜爱的箴言：从容不迫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论是就生平还是思想而言，都似乎极难对恩格斯作出完整全面的评价。正如恩格斯在遗嘱中要求不留墓地，把骨灰撒入大海的波涛中一样，他是一位难以被“盖棺论定”的伟人——崇拜他、欣赏他的人认为他维护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乃至马克思去世后的尊严；批评他、苛责他的人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中升格、全人类思想中降格的首要原因，如是等等，其反差之大就像伊斯特本海滨悬崖下汹涌的浪潮般去来无定。

唯物史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们立足于现时代对恩格斯的历史评价，自然不能脱离作为唯物史观的智慧和现实去审查唯物史观的知识和事实——事实不等于现实，许多事实是用历史全部细节的真实性去伪造历史的现实，而也有许多关于历史的讨论并不涉及现实的领域，只不过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是否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纯而又纯”？抑或马克思也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贫困，《资本论》可能很久无法“重见天日”，19世纪末的无产阶级运动可能陷入混乱，诸如此类——但终究只不过是一些假设罢了。思想如果不以准确命中客观现实本身为己任，而只是随便谈谈个人的想法，这当然是容易的，却也是无关主旨的。

正如马克思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放在起草各种运动的决议和纲领草案一样，恩格斯也不得不“收拾无聊的杜林”，不断与各国工人运动理论家絮絮叨叨地强调一些基本原则——他们不是脱离具体历史“纯而又纯”的理论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要求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些、这样去做——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任务。脱离这样的“现实”去研究理论的“事实”细节，都注定只是“皮相”的。一个显著的理论事实是（尽管这一事实经常被选择性忽略）：马克思毕生的学说既表现为从前期到后期的流变过程（不能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铁板一块、坚固不移），又同样表现为“吾道一以贯之”（不能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抑或相反）。同样的理论事实还有：既要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完成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存在不同路径，又不能把这种不同路径理解为“恩格斯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主义化”“恩格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哲学”，等等。

虽说现今大量理论研究力求在本务上去澄清这些理论事实，但这些事实往往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为了创立唯物史观吗？本书开篇即提出，恩格斯同马克思高度一致的是：他们都怀着人类解放的初心使命，在“改变世界”的首要性前提下，唯物史观理论的知识、事实，注定要化为人类解放实践的智慧、方法。因此，恩格斯的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是极富深意的：本质重要的事情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而任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拆解出来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学等知识性学科，其宿命不过是一种区别于历史学的“博物馆学”。

因此，当西方“马克思学”煞有其事地揣测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询问关于自然辩证法构思的可行性，而马克思在回信中的不置可否表明他对恩格斯的不认可时，这种揣测是否构成一般“事实”都是极度可疑的。较好的情况是当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开篇谈到“恩格斯的贡献”时说：第一，马克思主义最终被描绘成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所体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其道路上的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第二，以革命党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民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恩格斯对这一问题被迫作出了妥协。他在此或许说出了正确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也颇为“居心险恶”地掩盖了“现实”——

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成功、第二国际思想家和活动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积极成果、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漫长的19世纪”得以进入“（另一种）漫长的20世纪”最为本质性的现实。借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所谓“漫长的19世纪”——从哲学意义而非物理时间上讲——指的是资本主义真正开创世界历史的世纪，它的开端是以1831年黑格尔去世、1832年歌德去世为标志，古典时代走向了它的终结阶段；它的结束则是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标志，现代性展现了它的极端结果。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无非是重复19世纪已有的东西，这一表述实则将20世纪的历史内容狭隘化了——20世纪作为对19世纪资本主义历史内容进行原则性批判的时代，它的开端当属191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至于它是否在1991年东欧剧变后彻底终结，还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如果这一成果仍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必然体现世界历史意义），那么社会主义的“20世纪”非但没有结束，并且仍然是“漫长的”。就此而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现实”的本质体现。

其次，当西方“马克思学”反复诟病晚年恩格斯用“物质本体论”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时，此间的要害倒不在于用“物质”取代“物质生产”所发生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别，而是在于以“自然辩证法”为基本要素的理论体系在19世纪末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究竟会产生何种作用力。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当唯物史观以本质上批判并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它经常要面对的却是各色持前康德哲学立场的无产阶级——受法国无产者追捧的蒲鲁东玩弄的辩证法实则是彻底的诡辩论，是在古希腊辩证思想家那里都会受到无情嘲笑的幼稚水平；受德国无产者欢迎的杜林版本的辩证法乃是无内容的纯形式，是前康德主义立场上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水平；恩格斯去世之后第二国际理论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将旧唯物主义的“基础”加上辩证法形式的“补充”形成一种实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依旧是前康德主义——就此而言，无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需要从前康德的立场上进入黑格尔哲学的一般要求，以此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般理解（马克思曾有言“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参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基础上方能跃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方案中去。因此，恩格斯说得完全对：“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最后，无论是马克思生前还是身后，恩格斯的角色始终是“第二提琴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弘扬，无论其中有何种“恩格斯成分”，都从来没有褫夺“第一提琴手”的话语权。就马克思去世而言，“马克思哲学”留下了理论空场，而就恩格斯、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后来的列宁、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不断丰富构建的开放性理论体系。举例来说，马克思没有设想过工农联盟的问题，而恩格斯在1894年11月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中则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认为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这一洞见对于用社会主义政权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言，意义无疑极为重大，而它的真正实现则是在20世纪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个“主义”，固然还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正如自卢卡奇以降对马克思学说进行阐释的理论家一样，马克思越来越成为像卢梭、黑格尔、尼采一样的纯思想家，这种“纯”背后则是对“主义”的否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现实道路的否定、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探索和实践探索的否定。借用恩格斯“麻袋和驴子”的比喻，西方“马克思学”看似是在抽打恩格斯这个“麻袋”，实则指的是第二国际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这头“驴子”。从思想史上看，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人们用不着再将恩格斯作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物’”，意识形态动机的“驴子”不在了，“恩格斯麻袋”也开始全面消退。

我们之所以说，恩格斯始终是“第二提琴手”，不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各自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理解马克思“应然”且“实然地是第一提琴手”，因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上的人是谁而言，千千万万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为了人类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不断奋斗着的人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力量。就此而言，在马克思的身后，恩格斯连同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激荡起一些容易被遗忘的事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正如伯恩施坦所言：“只要无产者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完善，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科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就将永放光辉，他的著作将在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嘱咐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同样，我们将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即他的精神劳动的成果，越来越远地撒入那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人类的海洋，把光明、希望和胜利的喜悦带到遥远的被剥削者的茅舍。”考茨基也在同样的立场与意义上发人深省地说：

由于恩格斯的逝世，无产阶级的科学和国际运动遭受了不可补偿的损失……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旦逝世就留下谁也填补不了的空隙，哪怕是稍微填补一下也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个人能取代恩格斯。

的确，我们可以这么说，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

恩格斯在世时，他的精神生活与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是休戚相关的，马克思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还身受着他俩的影响。而现在，他俩都离开我们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失去他而悲伤，而不想到我们由于他而获得的胜利，不想到他的丰功伟绩，从而不振奋有为，那么，我们就没有按他的精神行动。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知识遗产，这是人类的永久财富。这种财富永远不会埋没，亟须人们加以补充和扩大。

恩格斯与世长辞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哺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长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生机勃勃。我们所能告慰于九泉之下的朋友和导师的永别辞，就是这样的口号：奋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