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亡友未竟的事业
在马克思去世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再度陷入低潮。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党合并后表现出来的理论严重倒退，1876年总委员会已经迁至美国纽约的国际工人协会正式宣告解散，这些都使得一些革命家和活动家对前途和命运丧失信心，杜林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等歪曲马克思主义、动摇科学社会主义的歪风邪气开始盛行。恩格斯承担了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科学运动。
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发生了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尽管这两起事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关系，但老奸巨猾的俾斯麦利用这一机会，于10月19日在国会中强制通过了一个非常法令——《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简称《非常法》，钳制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势头。它规定：任何组织、团体、集会、报刊和印刷品，凡是有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一律禁止。这样一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成了非法政党。
法令颁布后，33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1300多种社会主义出版物被禁，几百名社会民主党骨干被逮捕或流放。就在白色恐怖笼罩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非但没有团结起来斗争反抗，反而大有自我崩溃的迹象。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议会中声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将遵守《非常法》，“因为它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恩格斯得知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象过去那样舒服而悠闲地进行宣传，偶尔坐上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牢，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
党内的混乱还在持续。1879年9月，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人称“苏黎世三人团”“和平博爱主义者”——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创刊号上，联名发表了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说工人阶级要转变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声援巴黎公社等于“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甚至要求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从工人阶级“片面的党”成为“全面的党”。恩格斯勃然大怒道：“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四十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四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
恩格斯随即起草了一封《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并与马克思讨论修改后寄往莱比锡。信中全面批驳了“苏黎世三人团”的荒谬言论，明确宣布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坚持的立场和路线：“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读完信后，倍倍尔表示理解恩格斯的愤慨。他们一致决定，不能接收赫希伯格等人参与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工作。
1879年9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在苏黎世出版，主编是福尔马尔，编委会成员有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虽然该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影响，但是福尔马尔本人是个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恩格斯多次给倍倍尔写信希望遏制报刊的机会主义倾向。1880年12月，40岁的倍倍尔带着30岁的伯恩施坦来到英国伦敦，拜见60岁的恩格斯和62岁的马克思，倍倍尔此行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撤换福尔马尔主编职务之事，而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成员之一，是来请求原谅、消除隔阂和误会的。于是，“德国青年”和“伦敦老人”之间达成了和解。
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恩格斯充当导游陪他们游览了一些名胜，他的个人魅力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留下了深刻印象，恩格斯也对伯恩施坦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偏爱有加。随后在1881年，伯恩施坦接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一职，恩格斯认为这为报纸带来了新气象，“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自从1881年12月恩格斯开始为该报撰稿后，这份报刊也随之成为富有影响力的革命阵地，在整个《非常法》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恩格斯的悉心指点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也逐渐摆脱了混乱状态，通过各种斗争形式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党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在重整旗鼓的过程中，马克思的二女婿拉法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79年10月，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法国工人党诞生了。在拉法格的请求下，1880年春，恩格斯把《反杜林论》的引论第一章和第三编前两章抽出来，作为一本单独的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同年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拉法格指出，这本小册子“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帮助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绝对控制，使其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加强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考察，探讨俄国革命的可能前景及其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关心国际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为革命努力培养骨干，并广泛结识忘年知己。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联络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阶级革命和实际斗争，过去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担负的，马克思承担的分量甚至更重一些。但是恩格斯说，“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就是国际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导师，而大量的工作往往来自实际的方面。
通信、聚会、接待来访、为各国工人政党出谋划策——这些都是恩格斯必须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恩格斯必须时刻关注各国工人政党机关报的思想动向，每天要阅读七份各国日报，每周更是要阅读将近二十份各国周报。来访者和登门记者络绎不绝，理论工作经常被实际工作打断——“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恩格斯却认为，谁要是像他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恩格斯甚至说：“单纯的理论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恩格斯是一位“自由的老战士”，他晚年并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国家或国际的政党组织，但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长达十二年同《非常法》斗争的时期，恩格斯高度重视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他在伯恩施坦主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许多重要文章，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名篇目。1890年3月俾斯麦下台，10月《非常法》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空间更大了。
恩格斯晚年不断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通信。在恩格斯的帮助指点下，倍倍尔这个军营之子、流浪少年成长为德国党内“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在他的带领之下，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在1890年前后，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波动，一方面是左倾的“大学生骚动”，另一方面是右倾的“福尔马尔机会主义”。甚至李卜克内西也受到福尔马尔的影响，在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说，以和平手段进入社会主义是革命的目的，暴力早就成为反动因素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就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针对于此，恩格斯在1891年上半年做了三件要事：一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二是为再版《法兰西内战》撰写导言；三是向党机关提出《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虽然受到了李卜克内西、福尔马尔等人的阻挠和反对，但是事实证明恩格斯是对的，得到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拥护响应。此外，在80年代末期，恩格斯对法国的布朗热、英国的海德门与费边社都进行了思想论战，对俄国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拉甫罗夫的民粹派不断调解和支持，对美国工人运动可能会“经历十分独特、缓慢和曲折的道路”予以希望和宽容。欧美各国社会主义领导人，都把恩格斯伦敦的家视为自己的“麦加城”。
无论是欧美大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还是像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这些小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恩格斯都始终高度关注。1887年1月，恩格斯自豪地说：“目前欧洲所有的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在同一旗帜下的统一的军队一样在战斗着。”这一成就的背后，自然有恩格斯这位“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的突出贡献，倍倍尔称恩格斯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所信任的国际伟人”。因此，在这一时期，重建国际工人协会的呼声日渐高涨，召开一个全面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被多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提上了日程。
虽然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极其混乱的组织筹备工作——法国人坚持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当天，也就是1889年7月14日国庆日召开大会；德国人同意放弃在瑞士开会并接受巴黎大会的邀请，但希望把会期推迟到9月；比利时人干脆放弃筹备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派”和法国“可能派”之间摇摆不定。恩格斯只能重新“像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不断与各方通信，居中调解斡旋，尽最大可能争取团结。鉴于“可能派”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大会上的主导权，而他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比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要好，恩格斯在1889年3月27日的信中严厉地批评了拉法格和法国党：
对你们来说，重要的就是要使代表大会开成——而且就在巴黎开，在这次大会上大家会确认你们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法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办事要象成年人那样，而不能象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既要吃蛋糕，又要蛋糕不咬掉，——否则，我担心大会根本开不成，而可能派会讥笑你们，而且笑得有道理。
在恩格斯苦口婆心的劝导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5月6日，拉法格领导组委会起草了《告欧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宣布“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至21日举行”。恩格斯催促他抓紧把正式通知书赶出来，“起草一份大家都能签名的通知书就那么困难呀”，“不要迟疑了”，“一天也别浪费”。在恩格斯的积极争取下，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瑞典、意大利、葡萄牙、俄国等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代表都签了名，并全部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这样一来，法国“马克思主义派”就牢牢掌握了筹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领导权，“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图谋也随之破灭。
会期不断临近，但是德法两党对会议形式的意见仍不统一。德国人表示大会要公开举行，每天开五六个小时，从而给代表们参观同期举行的巴黎工业博览会的机会。法国人担心“可能派”会从中作梗，建议白天关起门来秘密开会，晚上再举行群众大会。恩格斯又给拉法格写信，劝法国党听从德国党的建议：“无论如何不能开秘密会议。”“召开代表大会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多几个或少几个巴黎人毫无关系。”可以说，大会得以顺利召开，恩格斯在背后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格回信感谢恩格斯说“是您挽救了代表大会”。拉法格和劳拉多次邀请恩格斯亲临大会，恩格斯均婉言谢绝了。他说：
这个代表大会，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它远点，它会把我卷入一个新的鼓动运动中去，使我为了各国的利益，背上一大堆可以忙上几年的任务回来。这些事情在代表大会上是不能拒绝的，可是为了使（《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我又不得不拒绝。
于是历尽百般波折之后，在18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当天，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终于如期隆重开幕，来自欧美22个国家地区的393名代表出席了大会。虽然大会没有在形式上通过关于成立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的决议，但它实际上标志着第二国际的诞生。这次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了一系列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决议，如《劳工法案》《五一节案》等，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恩格斯称其为“我们的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第二国际实际存在了27年，是四个国际联合组织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1893年8月1日，73岁高龄的恩格斯最后一次游历欧洲大陆，经过荷兰到达科隆，与倍倍尔夫妇汇合后经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到达瑞士的苏黎世。而此时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恩格斯一开始并未打算参加，因为这次游历纯属私人性质。在倍倍尔和其他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坚决要求下，8月12日，恩格斯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出席了闭幕式，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直接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活动。当恩格斯上台致闭幕词的时候，苏黎世音乐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也是关于恩格斯最早的影像记载——视频片段里，恩格斯在台上弯腰与台下的代表握手致意，并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发表了演说：
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末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
根据大会记录，恩格斯受主席团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并高呼：“国际无产阶级万岁！”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祝贺声、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高唱《马赛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恩格斯受到各国无产阶级的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恩格斯此行看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他由衷地感叹：“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