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
1845年4月，马克思离开了暂住的旅馆——布鲁塞尔圣居杜尔广场26—27号野林旅馆，搬到了圣若塞·堂·诺德郊区的同盟大街5号。几乎同一时间，恩格斯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在野林旅馆小住了几天后，在马克思家隔壁的同盟大街7号租了一间房子，跟马克思“形影不离”。恩格斯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来自威斯特法伦贵族家庭的男爵小姐，也见到了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以及与恩格斯同龄的管家海伦·德穆特，大家称呼她为琳蘅或尼姆。燕妮身上散发出迷人的优雅聪慧的气质，而琳蘅的经济头脑和家务能力，让马克思全家在流亡期间还保持着体面的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谓一对“王炸”组合——一个是天才的哲学博士，却不屑于与哲学家为伍，另一个是“高富帅”资本家，却对资产阶级怀有强烈的仇恨情绪；一个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另一个完成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现在理论的素材已经俱备，接下来就是联手发动“哲学革命”的时候了。用恩格斯的话来说：“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他们也吸引了不少德国流亡知识分子一同为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小舅子埃德加·冯·威斯特法伦，恩格斯的密友、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终生好友约瑟夫·魏特迈和威廉·沃尔弗。
马克思兴致勃勃地向恩格斯阐明他对费尔巴哈发动的彻底批判——考虑到一年前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褒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种“从天堂到地狱”般的逆转尤其值得玩味。而恩格斯则计划带马克思去曼彻斯特转转，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工业生产、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形成直观而全面的认识。这让马克思兴奋不已，出于对经济学研究的巨大热忱，他对恩格斯所描写的英国状况期待已久。而且他在2月1日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一家出版商刚刚签约，承诺半年后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商也显示出了诚意，预付了马克思一笔版税。然而马克思本人也未曾想到，这本书越写越厚，以至于一直没有交稿，一写就是40年，最终汇聚成了后来人们所熟知的《资本论》。
7月12日，两人启程赴英，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见到了恩格斯的爱人玛丽·白恩士，也见识到了恩格斯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相较于亲自走访工人生活区，马克思更喜欢泡图书馆，他一头扎进了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切特姆图书馆，这是当时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甚至有很多二百年前的古版书，这在欧洲大陆是难以见到的。8月19日，恩格斯带着玛丽·白恩士，与马克思一同踏上归途。此时，马克思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了。他们在伦敦停留了数日，恩格斯将自己的朋友悉数介绍给马克思认识，有《北极星报》主编哈尼，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莫尔等人，彼此之间都成了共同的战友。然而，当他们返回布鲁塞尔时，马克思没有立即按原计划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与恩格斯一起投入更大的写作计划之中。他们意识到，向工人阶级阐明一种彻底的批判学说，是发动彻底的革命行动的先决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
从1845年9月到1846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共同写作上。他们在第一次合作的《神圣家族》中为了批判德国的宗教知识界，给予了费尔巴哈极高的评价，但是在新的计划之中，他们希望对当时全部德国思想界进行一次“总清算”，批判的领域也远远超出了宗教和政治，直达哲学领域的最深处。这项清算工作首先是从马克思清算自己一年前的信念开始的，即把批判费尔巴哈作为整个写作计划的开始，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这些意见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分析”。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后黑格尔时代”德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三个人——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在总共596页的原稿中，批判施蒂纳的篇幅占了499页，而批判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加起来才不过97页，然而当我们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学说的文本依据时，几乎都是来自批判费尔巴哈的这几十页内容。
一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完成了这个宏大的计划，这本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创作，在此前《神圣家族》和此后《共产党宣言》的合作过程中都不曾有过如此这般的亲密无间——两人固然在总体写作框架内有所分工，但在这一年中，他们无数次一起“挑灯夜战”，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反复推敲讨论。琳蘅曾经抱怨说，他们在客厅里经常大声争吵或者放声大笑，导致隔壁的家人无法入睡。这部著作共分两卷，第一卷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其中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最为重要，第二、三两章“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和施蒂纳。第二卷是《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一、四、五章留存至今，第二、三两章已经散佚了。这本书的命运并不尽如人意，马克思在1859年时曾经说道：
当 1845 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太过大胆和超前，得罪了很多德国知识界的权威泰斗，以至于当时没有任何出版商愿意出版这部著作。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明了出版的困难：“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末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直到1932年，这部著作才由苏联出版了德文全文。当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那里拿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原文照相时，发现手稿上已经布满了老鼠的咬痕，于是开玩笑说，这些老鼠啃掉的是唯物史观诞生的重要文献，以至于它们比我们更早地成为“唯物主义者”。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篇未完成稿，通篇文风也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严谨节制，而有的地方恣意随兴。甚至在原始手稿中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在一些留白处画满了讽刺漫画的涂鸦。饶是如此，这部著作以其新世界观问世的深刻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必读书之一 ——
首先，全书一开篇隐而不显地提出了“人类的思想从何而来”与“人类的历史如何把握”两大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明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植根于“现实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即人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历史。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不过是类似于客观事物经由瞳孔和晶状体在眼底的视网膜上形成的“倒像”——“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其次，意识形态之所以被“倒置”成为统治的武器，是因为它掩盖了统治者占据“社会权力”这个感性存在物，这种社会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私有制”，因此重要的是揭示出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历史过程——“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第三，人类历史是一种从贫乏到丰富、从野蛮到文明、从必然到自由的发展过程，而资本主义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过程，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以及“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最后，共产主义并非既定的理想型社会状况，而是一种实践过程，它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革命的目标——消灭现阶段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唯有如此方能将劳动扬弃为“自主活动”，使人类获得“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是在批判中产生、在批判中发展的。1843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恩格斯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他们合著的第一本书的副书名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副书名说的是对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和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此后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副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马克思还写过《哥达纲领批判》，他的《哲学的贫困》是对蒲鲁东的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对杜林的批判。他们一生关于批判的著作浩如烟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只是28岁的马克思和26岁出头的恩格斯导演的新世界观历史大戏的第一幕，更为波澜壮阔的批判和革命事业还在未来等待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