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小船”险些“说翻就翻”
中国有个成语叫“通家之好”，形容两个家庭交情深厚，就像一家人一样。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看作第二个父亲，她们常常在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加上几行俏皮话，或者画一张画寄给恩格斯。他们利用一切可以相聚的机会，恩格斯经常在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去伦敦马克思家，前往欧洲大陆时也尽量路过伦敦多逗留些时日，马克思全家也偶尔去曼彻斯特。1855年秋天，马克思为了躲避债务，去恩格斯家住了三个月。每当收到恩格斯要来伦敦的消息，马克思全家都兴高采烈，而恩格斯来的当天马克思更是等候得焦躁不安，甚至无心工作，在门口不断张望。他们一见面就不停地抽着烟喝着酒，热烈地谈心直到深夜，乃至通宵。
1852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家度过了新年，分别时马克思送恩格斯前往车站，等车时他们还在一家小酒馆喝了啤酒。但是，疲劳过度的马克思刚回到家就病倒卧床了，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听说之后，特意写信给燕妮表示歉意。燕妮毫无怨意地回信道：“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离开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我只是对我的太上皇有些不满。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
恩格斯为人以细心周到著称，但马克思却是一位性情中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长达四十年的交情中，有且只有一次发生过小小的不愉快——“友谊的小船”险些“说翻就翻”。事情还要从1863年1月7日恩格斯的爱人玛丽·白恩士去世说起。1月4日晚他们还在一起，玛丽虽有些乏力，但也似乎没什么问题。随后恩格斯要处理一桩紧急商务，一直待在办事处没有回家。7日傍晚，玛丽感到非常疲倦，早早上床躺下了。但是，当妹妹莉希夜里12点准备睡觉时，惊讶地发现姐姐已经停止了呼吸。恩格斯第二天早晨接到了莉希的报丧，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他赶忙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摩尔：玛丽去世了。昨天晚上她很早就去睡了，当莉希在夜间十二点不到准备上床的时候，她已经死了。非常突然：不是心脏病就是脑溢血。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星期一晚上她还是好好的。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
但是，或许马克思在生活的困境中并没有体会到恩格斯悲痛的心情，他正在想尽办法筹钱还贷，他远在德国的母亲也是身染重病。他同样处于绝望之中，因而写了如下回信：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
现在，在我们的圈子里，除了不幸，没有别的，天晓得怎么回事。我也完全弄得头昏脑胀。我打算在法国和德国设法弄一点钱没有成功，而且很明显，靠这十五英镑我只能阻止雪崩几个星期。更不用说，除了肉商和面包商，任何人都不再赊账给我，而且到这星期末连他们也要停止赊欠了——为了学费、为了房租和为了世上的一切，我被逼得喘不过气来。那些得到了几英镑债款的债主，狡猾地把这些钱塞进口袋里，又更使劲地向我逼债。加上孩子们上街没有鞋穿，没有衣服穿。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这种情况，当我去曼彻斯特，并作为一种最后绝望的挣扎派妻子到巴黎去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我通过贷款社或人寿保险（这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我曾经试图同贷款社商谈，但毫无结果；它要求保人，并且必须先给它看交清房租和捐税的收据，这我办不到）弄不到比较大的一笔钱，那末全部家业就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
在这样的时刻向你谈这些可恶的事情，我真是太自私了。不过这是顺势疗法的一张药方。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归根到底，我该怎么办呢？在整个伦敦我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衷肠，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个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以便同另一方面来的猛烈爆发保持均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是完全不可能了。我的母亲一身是病，现在反正过得很痛苦，并且也算长寿了……难道她不能代替玛丽吗？你看，“文明人”在某种情况压迫下竟会产生多么奇怪的想法。
恩格斯过了五天才回信，信中难掩不满和失望之情：
亲爱的马克思：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我的收支情况你是知道的，同时你也知道，我尽一切力量想使你脱出灾难。但是你所说的比较大的一笔钱，我现在没法弄到，这你也是应当清楚的。
马克思收到回信方才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懊悔万分。为了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他过了十天才写信道歉：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象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
恩格斯理解了马克思的难处，原谅了他。他回信说：
亲爱的摩尔：
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你自己也明白，前次的来信给我造成了怎样的印象。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样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我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没有下葬。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在信的末尾，恩格斯说在他不能随便从自己公司开支票的情况下，冒险从朋友那里开了一张别的公司的一百英镑期票随信寄给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我已经完全挤干了”，“你不要再指望从我这方面得到什么帮助”。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钱后，感动万分，他回信道：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使我实在不可能在昨天告诉你，附有期票的信已经收到。
我很清楚地理解，你用这种办法给我如此巨大而意想不到的援助，是多么冒险。我简直无法表达对你的感激，虽然在我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你的友谊是多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不需要再来证明。不过，如果你看到我的孩子们那种欢乐的情景，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补偿。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说来，都算不了什么。
然后，马克思仔细询问恩格斯关于走碇精纺机的历史，提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机械化、自动化历史的设想，既然钟表和磨是古代社会就有的，因而现代资产阶级大工业是在一定生产能力和物质条件基础之上的特定生产方式。关于之前发生的误会，彼此很有默契地再也不谈了。在更为重要的研究任务面前，两人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友谊的小船”最终没有翻，而且升级成了一艘“航母”。1866年2月20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曼彻斯特，分隔长达20年之久。往来于两地之间的书信目前保留下来的高达1300多封，记载了他们之间细腻动人的友情。有一次，恩格斯被商业事务缠身，一连三星期没顾得上给马克思回信，马克思心急火燎地来信问：“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信都寄到了。”还有一次，马克思因病卧床休息，一个多月没给恩格斯回信，恩格斯同样忧心忡忡地写信问道：“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指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引者注）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充满了无限的幽默、乐观、豁达。爱琳娜曾回忆说：“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流出眼泪来。”当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他们之间的通信时说：“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有一次一个德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在“忧伤的马克思”这个题材上大做文章时，恩格斯痛陈道：“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