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余生奉献给全人类
恩格斯一生没有子女，但是他将马克思的三个女儿视同己出，马克思全家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经常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过冬，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更是在恩格斯家住过很长时间，把恩格斯视为“第二父亲”。每逢节日，恩格斯都要给远在法国的小燕妮和劳拉的孩子们寄蛋糕和布丁，还曾经写信跟劳拉开玩笑，叫她盯住爱吃甜食的拉法格，别把孩子们的蛋糕也侵吞了。在马克思夫妇和小燕妮去世之后，恩格斯对劳拉和爱琳娜更加关心了。爱琳娜在伦敦住得近，劳拉和拉法格在巴黎，由于常年从事工人运动，生活状况并不好。恩格斯经常给他们寄钱，仅1886年就寄了245英镑。劳拉感谢恩格斯说：“您的汇票一向像沙漠里的甘霖一样来得及时。”
恩格斯一生都热爱旅游。1888年8月8日，他与肖莱马、爱琳娜和她的丈夫艾威林一起从利物浦港出发，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美国之行。8月17日，他们第一次踏上了北美的新大陆，在纽约住了八天，见到了老朋友左尔格，随后前往波士顿，并观赏了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康科德，恩格斯参观了美国的监狱，看到犯人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可以读书看报，每天可以吃到鱼肉和面包，衣着也和普通工人没有两样，他感慨道：“欧洲人……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他们还沿着安大略湖、圣劳伦斯河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甚至乘坐一辆旧式马车游览了阿德朗达克山脉。这次美国之旅历时50多天，给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美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
189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70岁寿辰，祝贺电报从各地飞到恩格斯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专程从德国赶来为恩格斯祝寿。在晚宴上，爱琳娜向恩格斯致辞：我们每一个希望为人间造福的人，遇到困难时就向恩格斯请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一个人晚年所做的工作，平常人十几个未必能胜任。恩格斯还在工作，因为他知道（正如我们也知道一样）：他，而且只有他，才能把马克思遗留下的作品贡献给全世界。生日过后，恩格斯一一写信答谢老朋友们的祝贺，并感到马克思始终与他同在：“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
由此可见，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之所以把余生精力都放在继续马克思的事业、捍卫马克思的声誉、光大马克思的影响上，原因固然离不开恩格斯高尚光辉的人格，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十分清楚：马克思的名字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相连。马克思去世后不久，恩格斯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准备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德文本，还发现了一个它的法文本，于是恩格斯稍作加工之后把第三版于1883年底付梓。与前两版相比，第三版改动不多，但仍有一些细微的错误和遗憾，例如页码的讹误，引号与省略号的位置出现纰漏，个别翻译并不熨帖，等等。因此恩格斯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尽力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本加以规范和完善，在1890年出版的第四版可谓最终版，后来第一卷所有的重印和翻译都是依照这个版本。
19世纪末，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开始瓦解工人的“阶级意识”，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等思潮开始流行起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已宣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但是由于当时无法付印出版，以至于后来不少内容都散佚了。1885年适逢丹麦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施达克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恩格斯为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回顾德国古典哲学如何终结、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出场的好机会，于是在杂志的1886年第四、第五两期上连载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伟大文章，广受流传好评。
在这篇冠以长题目的长文中，恩格斯极为准确地对黑格尔学说的基本性质、黑格尔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作了一般的概括，包括这些思想斗争的焦点问题、各种思潮发展的兴衰起伏，都详细地加以说明，以此为宏大的思想史背景，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舞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现实性和历史原则予以极其精当的评价，由此揭示出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关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1888年出版的单行本的附录中，还首次登载了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起了个题目叫《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并称赞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恩格斯在1884年2月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了一组关于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笔记，后人称之为“人类学笔记”。事实上，马克思晚年的这些笔记体现的历史观究竟在经典“唯物史观”的主题上居于何种位置，当代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一种较为普遍的论断是：出于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唯物史观总体上倾向于考察事物的生成过程，即“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因而历史性可以通过特定阶段的历史因素“基因追踪”般地考察历史的全部过程，即从特殊到普遍，同时从抽象到具体。马克思曾这样说过：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些研究仅仅是笔记的形式，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恩格斯接过马克思未竟的研究，完成了题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在恩格斯看来，写作这部书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用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国家与阶级相伴而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
恩格斯纵然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强健的体魄。坚持锻炼是其中一大因素，恩格斯年轻时期就钟爱游泳、骑马、滑冰等多种运动，晚年尤其坚持游泳和散步。此外，虽然恩格斯烟瘾酒瘾极大（拉法格曾把恩格斯称作“香槟酒瓶的大斩首者，麦酒和其他混合饮料的豪饮家”），但当晚年烟酒开始影响他健康的时候，恩格斯说戒就戒，只是偶尔才破一下例。他的生活十分自律，这使他一直能够承担每天十六个小时的繁重工作。李卜克内西曾羡慕地形容老年恩格斯：“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像在活泼愉快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一样。”
为了防备意外和不测，恩格斯很早就立过遗嘱。他在第一份遗嘱中曾指定马克思为自己遗产的继承人，但由于马克思先他而去，于是1893年恩格斯重新立了遗嘱：赠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千英镑，将家具赠给考茨基的前妻、恩格斯的秘书路易莎，赠予莉希的侄女玛丽·艾伦·罗舍三千英镑，剩下来的三万英镑巨额遗产将分成八等份——八分之三给了劳拉、拉法格夫妇，八分之三给了爱琳娜、艾威林夫妇（其中还包括了给马克思长女燕妮的孩子的部分，也就是说，将四分之三留给了马克思的女儿、女婿及其后代），四分之一给路易莎。遗嘱的执行人是伯恩施坦、路易莎和穆尔三人。
马克思的遗著是恩格斯最为重视的物件，恩格斯把他那里所有马克思的手稿和信件交到了爱琳娜的手中，恩格斯本人的手稿、信件和马克思寄给他的信赠予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至于自己的藏书（有一些是属于马克思的）和著作权，恩格斯给了倍倍尔和辛格尔。1894年11月4日，恩格斯在给劳拉和爱琳娜的信中详细地解释道：
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应该向你们说一说我的遗嘱。
第一，你们会发现，我大胆地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摩尔逝世后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书籍，都赠给了德国党。全部这些书籍构成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科学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常完备的文库。如果再让它分散开，那是很可惜的。把它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交给那些想利用它的人支配，——这就是倍倍尔和德国社会党其他领导人早已向我表达过的愿望；他们的确是我所认为的最符合这一目的的人，所以我就同意了。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谅解我的行动，并且也能够表示赞同。
1894年底，随着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工作的完成，74岁的恩格斯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工作计划：首先要一下子出齐马克思和他自己的文章，也就是以全集的形式献给读者。恩格斯说：“重印历史文件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出版条件。”其次是亲自撰写马克思的传记，特别是第一国际运动的历史，并希望亲眼看到《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此外，他还打算公布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书信，并完成《德国农民战争》一书。
但遗憾的是，这些繁重的工作一直没能完成，有些只是刚开了个头，有些甚至未能成型。恩格斯也对劳拉感慨自己毕竟是精力有限：“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末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1895年后，恩格斯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到了5月初，恩格斯的颈部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它其实就是致命的食道癌。
这一时期，恩格斯忍受着剧烈的头痛，彻夜无法入睡，甚至不能躺下。但是他依然在工作，“白发苍苍，病入膏肓的恩格斯，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候，仍满怀乐观精神，渴望战斗，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往日的热情”。6月初，恩格斯前往伊斯特本海滨休养。6月18日，他写信对伯恩施坦说：“依照辩证法的原理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都在加强。我还强健，吃得多一些，胃口也好了一些，人们说我的气色不错，因而整个状况好转。但是，病的进程也在加快：肿瘤扩大，疼痛加剧，睡眠不好等等。”
由于恩格斯病情严重，劳拉和爱琳娜夫妇都来到了伊斯特本陪伴恩格斯，路易莎也带着孩子来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弗赖贝格尔博士精心照料恩格斯，一直没有对恩格斯和其他人声张病情的真相。恩格斯觉得见到大家很开心，就差保尔·拉法格没见到了，于是他在6月29日以自己和劳拉、爱琳娜、艾威林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封幽默的信：“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那里去，穆罕默德就到山那里去。如果保尔不愿意到伊斯特勃恩（亦译为伊斯特本——引者注）来，伊斯特勃恩就到他那里去。所以说，穆罕默德没有能够实现的，保尔在转瞬之间就能实现。特此证明。”
但是，弗赖贝格尔知道恩格斯其实已经危在旦夕，于是他悄悄把恩格斯的情况通知到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阿德勒本人也是维也纳著名的医生。阿德勒当时正在蹲监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监狱长请假求情，获批后火速赶往英国。来到伊斯特本后，阿德勒的诊断结果与弗赖贝格尔的预测一样——恩格斯已经是食道癌晚期了，并且危险既有可能来自心脏，又有可能来自肺炎，任何一种可能都会致使恩格斯的生命走向终点。不发作的话，恩格斯或许还能多活几年；如果任何一种不幸发作，恩格斯会在几个小时内死亡。
而恩格斯并不知情，依旧还在安慰身边的朋友，对自己恢复健康充满信心。7月23日是恩格斯回伦敦家中的前一日，他深信只要在伦敦做一个小手术便可痊愈。于是他给劳拉写信说：“亲爱的小劳拉：明天我们要回伦敦。看来我脖子上的这块土豆地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那样就舒服了。终于等到了！漫长的道路有希望走到转弯处了……我无力写长信，就此再见。让我斟满一杯加了陈白兰地酒的冲鸡蛋祝你健康。向保尔问好。永远是你的弗·恩格斯。”这是恩格斯最后一封亲笔信，字迹依旧工整清秀，一如年轻时候。
就在这一年7月，有一位25岁的俄国青年，风尘仆仆从伯尔尼赶往巴黎拜访拉法格，请求他询问远在伊斯特本的劳拉，能否引荐自己去登门拜访恩格斯。然而，恩格斯在7月24日回到伦敦后，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只能用记事板去写，甚至还写了一些俏皮话，所有人都感到痛苦和心酸。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接待客人了，于是这次历史性的见面最终遗憾地没有发生。这位青年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回俄国后被捕入狱，随即被流放西伯利亚。在那片寒冷的冻土上，他开始使用自己的笔名——列宁。
进入8月，恩格斯已经无法自理，穿衣脱衣都需要帮忙。倍倍尔代表德国党来探望恩格斯，当他看到恩格斯的状况十分不好，便写信告诉李卜克内西：“这种状况还能维持一个星期，不过哪一天都可能出事，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从8月3日开始，恩格斯便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到了8月5日中午，恩格斯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弗赖贝格尔一直在努力，但是最终还是无力回天。1895年8月5日22时30分，恩格斯离开了人世，享年75岁。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恩格斯生前一再嘱咐，一旦死神降临，丧事务必从简，不要以党的名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因此，三位遗嘱执行人只通知了十余位亲属好友前来哀悼。但是当8月10日恩格斯的追悼会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候车大厅举行时，还是有八十多人前来出席，包括从德国赶来的恩格斯的弟弟海尔曼和侄子们，还有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爱琳娜、艾威林、拉法格、穆尔、列斯纳、考茨基、伯恩施坦、辛格尔、查苏利奇……他们围绕在停放于大厅中央的灵柩周围，灵柩上盖满了鲜花。
追悼会在下午两点钟开始，先是恩格斯的侄子施拉赫坦达尔代表家族讲话，随后穆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安塞尔、范德胡斯、艾威林分别代表德国党、奥地利党、法国党、比利时党、荷兰党、英国党致悼词，并宣读了来自俄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等国发来的电报。追悼会后，穆尔、艾威林、拉法格、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辛格尔护送恩格斯的灵柩并出席火葬仪式。按照恩格斯的最后遗嘱，9月27日，爱琳娜、艾威林、列斯纳和伯恩施坦带着恩格斯的骨灰罐来到伊斯特本，将骨灰撒在一处悬崖峭壁旁边的大海里。
就这样，恩格斯走完了他传奇的、伟大的一生。他的生命停止了，但是他的事业没有停止，他的思想没有停止，人类解放的脚步没有停止。恩格斯曾满怀希望地想看一看新世纪，也满怀希望地畅想一个理想的社会可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正像他曾经给予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以解放的希望一样，他也给予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不断砥砺前行的希望：“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