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莱茵报》创刊
5月6日，马克思来到了巴门，在恩格斯家住了几天，恩格斯把为《新莱茵报》筹集到的14股交给了马克思，每股有50塔勒。认股人的身份和职业形形色色，有律师伯恩施泰德、工厂主黑克尔、裁缝许纳拜恩等。这笔经费很少，他们确认了在巴门已经无法筹集到更多的股份，便先后回到了科隆。马克思决定采取一些政治手段——他利用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与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结盟为反抗封建专制独裁的统一战线之机寻找财政支持，在马克思的努力下，富裕的工业大亨鲁道夫·康普豪森和贸易协会主席汉泽曼成了《新莱茵报》的大股东。随后他们在6月成为普鲁士首相与财政部长，康普豪森还邀请马克思入阁，但被马克思拒绝了。
根据预算，在报纸第一期出版之前，必须有3万塔勒作为固定资本和活动资本，然而即便是加上康普豪森—汉泽曼的入股，和其他同志征集到的股份，也只有区区1.3万塔勒。恩格斯拿出了自己仅有的几百塔勒生活费，而马克思甚至拿出了不久前刚刚继承到的来自父亲高达8000塔勒的遗产，可谓“毁家办报”。这样，《新莱茵报》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原计划7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提前到了6月1日，创刊号上发表的编辑部声明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斗决心：“我们决定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报纸几乎每天一期，出版密度极高，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新莱茵报》共出版了301期，还有一些号外，是“革命时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办报的困难来自方方面面。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首要困难倒不在于征集稿件——他们是最擅于表达观点、从事论战的思想家；也不在于组织报社成员齐心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具领导才能。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时刻变换的革命形势和支持力量。《新莱茵报》第一期出版之后，股东们发现这份报纸并不像《科隆日报》那样，在满足资产阶级的改良欲望，向普鲁士专制政府祈求自由民主的同时，公开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而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份独立的日报——于是先后撤资和退出。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因此，为了报社的生存，为了革命最终目标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不断周旋。在原则不容牺牲的前提下，报社的观点一方面强调其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更多地以民主派机关报的身份发声，更多地把论调集中于多数人的利益，即建立德意志统一的、完整的民主共和国。无论如何，报社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恩格斯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新莱茵报》的灵魂人物无疑是马克思，他最得力的助手无疑是恩格斯。恩格斯负责撰写时事评论和外交政策类文章，还需要在马克思外出之际代理总编辑一职，沃尔弗和维尔特也团结在他们周围，后来荷兰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也加入进来。由于马克思出任报社总编辑，组织工作任务较重，因而大部分社论和政治评论文章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运用他非凡的语言天赋，熟练地阅览来自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报刊，然后快速地整理素材、完成写作。在《新莱茵报》存在的近一年时间里，恩格斯撰写了一百多篇社论和通讯，其中就包括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波兰民族运动、德国对外政策、南德意志起义等内容的重要文章。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斗，《新莱茵报》是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范围内唯一始终声援起义中工人阶级一方的报纸，除了最后一篇总结性的《六月革命》是马克思写的之外，其余四篇全部来自恩格斯。他逐日回顾了6月23日至25日巴黎工人战斗的详细过程，一针见血地指出六月起义失败的罪魁祸首是“巴黎的流氓无产阶级甘愿供资产阶级驱使”，“被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反对未组织起来的劳动无产阶级”，恩格斯直呼这种行径“卑鄙龌龊”“坏透了”。文章最后，恩格斯讴歌道：
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阵亡的战士不会受到象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
马克思在后来的雄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现了巴黎六月起义波澜壮阔的场景，并总结了革命成败得失的经验，恩格斯谈到的关于“流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扮演的丑恶角色和起到的负面作用，在马克思关于历史运动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留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战斗的印记。当时，《新莱茵报》上很多文章没有署名发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行文风格来推测作者是谁。众所周知，马克思的风格非常理性、哲学性，相对而言恩格斯的风格比较感性、文学性，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富战斗性和感染力。很多稿件是由恩格斯先写初稿，再由马克思最终定稿。40年后，恩格斯追忆这段经历时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
马克思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人物，虽然当时年仅30岁，但几乎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钦佩他的智慧、果断与坚毅，他身上“有一种能使人依赖的素质”，这一点是当时不到28岁的恩格斯尚不具备的。弗兰茨·梅林认为：“恩格斯携带的是轻便武器，因而行动迅速得多；他的眼光十分敏锐，能够一眼看透任何问题或形势的本质，但是不够深入，不能立时看到使重要问题的解答复杂化的各种反面论点。”但是，马克思却十分欣赏恩格斯，他曾称赞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工作，写作和思索起来像鬼一样快”。1864年7月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甚至这样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晚年恩格斯认为，为《新莱茵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是他非常开心的两段经历。在1890年9月27日《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恩格斯说：“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恩格斯不是一位流连于书房和笔端的精致文人，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永不妥协的战士。在1848年的革命风暴中，恩格斯已经在《新莱茵报》的文字工作中证明了他是一位精力充沛、著述颇丰的思想家，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但是，当他离开报社和书房，走向街头和战场时，他更希望能够“武能上马定乾坤”。1848年7月开始，革命的态势从前进变成了后退，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复辟势头愈发猛烈。科隆当地法庭开始不断传讯《新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也在其列，编辑部还多次遭到搜查。恩格斯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仅靠舆论宣传是不够的，必须集中地投身于实际革命活动。他参加了科隆市民自卫团，被编入第16连，还参加了科隆三个民主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组织和参加了多场民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演说，在科隆地区乃至整个普鲁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恩格斯走上街头、组织群众集会运动的导火索事件，是普鲁士政府与丹麦政府签订休战协定。
如今在德国所有16个州里，最北部的州名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的北方就是丹麦王国。历史上，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两个以德国人为主的公国，长期受丹麦的统治。1848年初，两个公国的德国人共同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临时政府，试图脱离丹麦，并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措施。普鲁士政府表面上派出援兵表示支持，实际上却是为了扑灭革命，为丹麦消灭武装军队制造了机会。9月初，普鲁士在休战协定中把两个公国重新交回丹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人民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政府和民主制宪会议被扼杀。
恩格斯称，这一事件是“全体德国人的奇耻大辱”。他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了《和丹麦的休战》《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号召德国人民反对休战协定，为捍卫民主革命成果而斗争。在恩格斯的努力下，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众集会于1848年9月7日在科隆举行，参与集会的3000多人一致通过了要求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否决休战协定的呼吁书，这份有几千人签名的呼吁书被直接送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就在同一天，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也宣告垮台，当投票罢免内阁的左派议员从议会大厦中走出来时，引起了人们的一片欢呼。
但是，乱世之下形势瞬息万变，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企图解散议会，重组亲王内阁，重施专制复辟。9月13日，更大规模的集会爆发了，科隆市中心弗兰肯广场聚集了约6000人，恩格斯召集和主持了集会。大会主席台用象征共和的黑红黄三色旗装饰起来。这次大会是在科隆政治局势异常紧张的情形下举行的——科隆卫戍部队第27团刚刚制造了挑衅人民群众的事件，该团的军官和士兵殴打群众、开枪射击并洗劫店铺。鉴于此，《新莱茵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集会，恩格斯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热烈支持沃尔弗提出的关于成立安全委员会的提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代表科隆民众利益的安全委员会30人，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沙佩尔、莫尔也在其列。恩格斯代表安全委员会向群众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致柏林制宪议会的呼吁书草案，获得了数千民众的一致通过。
第三次集会规模更大，9月17日，在科隆北郊的沃林根举行了上万人的集会，整个莱茵省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护议会民主、反对王权专制的群众运动。人们突破了警察设置的种种障碍，或步行、或坐马车、或乘平底船从水旱两路来到会场。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选举沙佩尔为主席，恩格斯为书记，通过了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的提议，并发表了一份简短而又极具英雄豪迈气概的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心书：“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兹声明如下：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四次集会于9月20日在科隆举行。针对9月1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德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批准普鲁士与丹麦签订的休战协定这一事件，愤怒的民众毅然集结起来，声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德国人民看来，法兰克福议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们“宁愿含羞忍辱，宁愿做普鲁士的奴隶，也不愿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面对如此无耻行径，法兰克福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科隆市民对此热烈声援。恩格斯在集会上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大会随即发表声明：“1.法兰克福的所谓国民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2.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然而法兰克福起义因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血腥镇压而宣告失败。9月25日，科隆检察机关起诉《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沙佩尔、沃尔弗、莫尔等，指控他们“阴谋进行颠覆活动”，沙佩尔被警察逮捕。26日，科隆全城戒严，民主派组织和报刊被取缔，《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办。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恩格斯、沃尔弗、莫尔等人在工人群众的掩护下惊险逃出科隆。恩格斯先是在巴门已故外祖父范·哈尔的住宅里隐藏了几天，随后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30日，警察粗暴地搜查了恩格斯在科隆的住所。10月3日，恩格斯登上了全国通缉令，国家检察官黑克尔下令逮捕恩格斯，并通过外交渠道，把通缉令发往临近的几个欧洲国家。关于恩格斯的通缉令是这样写的：
下开人犯，犯有刑法第87、91和102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兹根据科伦市检察官缉拿该等之命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采取措施，进行查访。一经拿获，请予逮捕，解交本人。
……
II. 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阶层：商人；
籍贯：巴门；
宗教信仰：新教；
年龄：27岁；
身长：5英尺8英寸；
头发和眉毛：棕色；
前额：正常；
眼睛：灰色；
鼻和嘴：匀称；
牙齿：健全；
胡须：栗色；
下颚和脸：椭圆形；
脸色：健康；
身材：匀称。